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形式，它遵循翻译的一般规律，但是也有它自身的特点。本篇文章从东西 方文化差异的渊源及表现出发，分析国外受众及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并探讨了专有名词、文化意 象和修辞手法三个方面存在的误解和误译。主张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增强译文在国际环境的接受性， 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被外国人接受和欣赏，助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一、引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新形势下繁荣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指出了文化在 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全会明确提出了推 进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在 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增强国家文化软实 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任务更加紧迫。”随着时代 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意识的 增强，想让世界越来越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并不难。但 是，想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被更多的 外国人接受和认可而不是导致偏见和误解，却是一项富 有挑战性的工程。也正因为如此，外宣翻译的概念悄然 兴起。 外宣翻译，顾名思义，就是将中国对外宣传的材料翻 译成他国语言，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向国际社会介绍和宣 传中国[1]。黄友义曾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 展进步，以及对外交流的不断加深，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 信息需要翻译成外文，进行对外发表和传播，这就是外宣 翻译。” 由此可见，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形式，其目 的是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源语为汉语，目的语是以英语 为代表的外国语，以图书、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和 国际会议等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为传播渠道，其受众为 外国民众[2]。根据翻译目的论，每个翻译行为都有一个既 定的目的，并尽可能实现这个目的[3]。外宣翻译的目的是 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因此，传播对象的接受 效果是外宣翻译的重要衡量标准。针对外宣翻译的这一特 点，黄友义先生提出了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 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 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因此，对于外宣翻译来说，关键是 克服文化差异，了解国外受众的思维模式。并在翻译过程 中按照他们的思维习惯进行适当的增减和改译[4]。
二、文化差异
文化包括了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总和，语言也属于文 化的范畴，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组成部分。因 此，翻译必须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必须探讨不同文化 之间的差异。导致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起 源不同。西方文化起源于希腊文化、犹太宗教和现代工业 主义[5]。而西方文化的三个主源从未曾对中国传统文化产 生过影响。绵延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唯一的外来 要素是佛教，并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成为中国传统 文化三教，即儒教、道教、佛教之一。 东西方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伦理道德观差异 中国伦理学主要来源于儒家学说，其五大要素 “仁”“义”“礼”“智”“信”对中国人的道德观产生 深远的影响。中国人认为道德品质是最重要的。而西方文 化的伦理道德观较为多样。由于西方哲学流派纷呈，不同 的流派对伦理道德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本质上具有一定 的共性。纵观西方哲学史，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 在对立中不断相互影响[6]。这两大哲学派别都着力美化个人主义，宣扬利己主义。
( 二 ) 价值观念差异 东西方文化在伦理道德观方面的迥异直接导致了人们 在价值观的巨大差别。美国人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两个关 键词是“民主”和“自我”。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这两个词 的理解与中国人有天壤之别。中国人对集体或群体有着强 烈的归属感，集体主义在中国人心目中占主导地位。
( 三 ) 思维方式差异 东西方文化差异在思维方式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包括 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的差别，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差 别，顺向思维与逆向思维的差别。总体而言，中国人具有 较强的综合思维、具象思维和顺向思维的定式。而西方人 具有明显的分析思维、抽象思维和逆向思维定式。而东西 方文化的种种差异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均有表现。
三、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的跨语言和跨文化性质，使得一些原本很清楚、 很简单的词语，在经过了语言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语言文 化环境之后，都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扭曲和变形，从而 导致出人意料的反应。因此，翻译的效果与接受者和接受 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源语环境中是正面的词语，到了译 入语环境中却变成了反面的含义。这就是接受者和接受环 境的创造性叛逆。译者把一个词、一个词组或一个语篇输 入到另一个文化环境之后，接受者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对它 们的创造性叛逆。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一方面来自他的主 观因素——他的世界观、个人阅历等，另一方面来自他所 处的客观文化环境。 外宣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行为，如果译文在译语的 文化环境中水土不服，使接受者难以理解或接受，就无法达 到对外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在现阶段，我们需要清楚地意 识到，相对于强势的英美文化，中国文化仍处在加速发展中 的阶段。在对外宣传翻译的过程中，如何增强中国传统文化 的国际影响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接受 程度就成为摆在许多外宣翻译工作者面前的难题。因此，我 们在外宣工作中要加强目标语受众意识，充分考虑到东西方 文化差异，深入了解目标语文化，贴近受众的心理和思维方 式，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中国信息。
四、误解与误译
( 一 ) 专有名词的误译 专有名词在翻译工作中屡见不鲜，但是，看似简单 的专有名词却常常出现翻译不当的问题。在一些道路的 指示牌上，比如洞山西路，其英文翻译从头到尾全部使 用拼音Dongshan Xi Lu。这种指示牌对于中国人来说不 会造成阅读困难，但是想象一下，不懂汉语的外国人在 看到这样的指示牌时完全是一头雾水。相比之下，West Dongshan Road更容易让外国人理解，更能发挥指示标识 功能。除此之外，在一些文化艺术形式的翻译上，翻译 工作者也要考虑受众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信息 扭曲或遗漏。例如，淮南的一种地方特色艺术形式凤阳 花鼓灯，在很多材料中被翻译成Fengyang Flower-drum Dance。这个名称会被国外读者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舞蹈艺术 形式。
( 二 ) 文化意象的误译 文化意象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是历史文化的结 晶。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化意象与某一民族的神话传说和早 期图腾崇拜有密切的关系，并反复出现在人们的语言和文 艺作品中，由此演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具有了相对固定、 独特的文化含义。它们有许多种表现形式，可能是一种植 物、动物、数字、成语谚语等。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人们一 提到这些文化意象，就会心领神会地产生一定的联想。因 此，“文化意象与形象性词语不能混为一谈，因为文化意 象渗透着更为广阔深刻的内涵”。 然而，不同的民族由于文化传统、生存环境、生活方 式的不同，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象。其中，一些意象 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在一种语言中 褒义、正面意义的意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成了贬义、 反面的事物。比如龙，在英语和汉语文化中都有这个意 象。在汉语文化中，龙代表着皇帝皇权，象征着高贵、神 圣和威严。但是在英语文化传统中，龙是一个残暴可怕的 象征。在英语的传说故事中，英雄需要消灭龙拯救民族或 建立丰功伟绩。因此，当中国人自豪地说我们是“龙的传 人”时，西方人无法感受到其中的自豪之情，反而会产生 困惑与不解。
( 三 ) 修辞手法的误译 由于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两种语言在表 达习惯上也大相径庭。汉语的表达讲究对仗工整，辞藻华 丽，尤其重视四字格词语的叠加使用。举例来说，在汉语 中，类似“秋风送爽、丹桂飘香”这种合辙押韵却缺乏实 际意义的四字格词语随处可见。作为国内听众和读者，我 们觉得习以为常，并可以从中感知到汉语音律之美，但直 译成英语之后，在国外受众听来却是一种阅读负担。因为 英语的表达主张平实自然，不提倡辞藻的刻意堆砌。汉语 中的修辞手段多种多样，在外宣翻译中我们要谨慎选择恰当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求真务实，避免刻意拔高夸大之 嫌，以免国外读者产生误解甚至反感。
五、结语
在大力发展文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传统文化正在 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我们的外宣工作不仅仅是要 把中国文化中国信息传递出去，更重要的如何收到满意的 传播效果，让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文化，接受中国文化，喜爱中国文化。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 验。比如肯德基的广告finger-lickin' good，配合广告中一 边吃鸡肉一边吮手指的动作，立刻红遍美国的大街小巷。 但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吮手指是一种不卫生的行为， 好吃到让你吮手指这句广告词也不会给中国民众留下美好 的印象。因此，在中国肯德基的广告转译成了“有了肯德 基，生活好滋味”。由此可见，这句广告语的翻译充分了 解并考虑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这也是取得成 功的因素之一。 当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不同的文化环境时，作为翻译工 作者也要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以国外受众的角度易于接 受的方式进行宣传，我们的外宣翻译工作才能取得令人满 意的效果，才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参考文献
[1] 卢小军.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
语学院,2013.
[2] 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
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29-30.
[3] 陶全胜. 从翻译目的论看企业外宣资料汉英翻译原则[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24.
[4] 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
点问题[J].对外大传播,2004(09):4-6.
[5] 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2004.
[6]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