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
“公益”招牌下削减人口的“慈善” 组织网络
二战后，通过各种隐蔽的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口削减”的秘密战争更加变本加厉。
1952年11月，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别顾问、即将被继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洛克菲勒等人出面，积极推动并发起了“人口理事会”（Population Council）。原在种族主义堡垒耶鲁大学安家的美国优生学会 (AES) 也将总部搬入了 “人口理事会”。美国优生学协会创始成员兼秘书弗雷德里克·奥斯本 (Frederick Osborn) 于 1957 年继任洛克菲勒担任“人口理事会”的掌门人。为了脱掉“纳粹”的形象，新掌门人试图与优生学中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保持距离，但毫不犹豫地支持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绝育，并强烈反对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通婚。
奥斯本在“美国优生学会”的同事弗兰克·诺特斯坦 (Frank Notestein) 于 1959 年成为该“人口理事会”的第三任掌门人。由于对在发展中国家推广避孕药等活动进展不顺感到不耐烦，诺特斯坦和洛克菲勒于 1962 年召开了一次关于宫内节育器 (IUD) 的国际会议，鼓励发展中国家进行“避孕”以削减人口。
为此目的，“人口理事会”与福特基金会、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 (IPPF) 等“非赢利组织”、慈善组织、“国际机构”合作，在台湾、韩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等精心选择的国家发动了“人口控制”、“计划生育”运动的试验田，诱导这些国家的政府将“控制人口”作为国家优先事项。官方上，“公益”组织“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于1952年在印度的孟买诞生，其实是由“英国优生学会”设计创立，并以各种堂皇名义在全球实施人口削减计划。
1988年，当乔治·布什成为美国总统后，将人口削减的项目扩展到亚、非、拉的近六十个发展中国家。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资金也流入“民间组织”，如跨国公司巨头宝洁帝国的继承人克拉伦斯·甘布勒博士的门面“公益”基金“探路者基金”（Pathfinder Fund）就是其一，这些资金被用于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绝育项目。
同样的，联合国及其附属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网络也成为渗透各个目标主权国家的理想渠道。来自缅甸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 ）出头露面启动的“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UN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 ）是一个典型例子。1967年，以联合国秘书长之名启动的人口活动信托基金于1969年定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1987年再更名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主要职责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问题”。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创立后，就不断向中国发出“帮助”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的意愿，但都被谢绝。1979年，经过多年、多方协调一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大门终于被撬开。
（注：吴丹于1961年接任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他是在“不听话”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于1961年9月17日/18日夜晚座机失事殉难后被置于这个宝座的。在西方牢牢掌控世界话语权下的层层历史迷雾中，该次飞机失事从未得到逻辑合理的解释。2011年，在一些调查与研究者多年坚持不懈的调查下，达格·哈马舍尔德的死亡真相与细节才渐渐出现，大量证据指向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他的座机被有意击中。在掩盖真相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英、美及其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家族在非洲的分支－当时“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统治的北罗得西亚及南非政权。然而，直到今天，大多数公众对该事件了解的唯一信息，基本上还是来自英美官方版叙述。）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金被美国主导着，并用于支持其它一系列“非政府”门面机构，包括那无处不在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人口行动（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人口危机委员会”/ 德雷珀 基金、人口活动中心（Centre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等等。以典型的迷宫般暗箱操作术，这些组织还彼此捐赠拨款，并继而向下分派到其它网络成员中。
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及其后身世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审视二战后被创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它们的设计者及其游戏规则、那些占据其最高权力位置者的幕后主人、常务运营人员的心态与思维意识，就可窥见这些所谓的“国际”组织的真正本质属性：这些挂着“国际”牌照的组织，不过是强权手中的一条条无形大棒，它们的诞生就是为了适应二战结束即启动的新一代无形世界大战、把各个主权国拉入强权们的遥控轨道、为强权们全方位掌控世界各国的命运铺设道路。
了解了这个大背景，就会明白为什么“致力于发展援助”的世界银行也积极加入“人口战”。我们已看到，美国前国防部长、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曾以外交式的语言宣告“美国一切外交政策的根本着眼点，是人口过剩。”，并把“难以管理的人口压力”与核战争等同。
麦克纳马拉绝非个案。再比如，1992年，在那划时代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时任世界银行行长，另一位共济会会员、圆桌秘密精英势力网络成员的路易斯·普雷斯顿（Lewis Preston）也宣告说，世界银行要大力支持对人口的控制。
与美国的人口战略计划密切配合，世界银行发起的一系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削减项目之一，是所谓的“国际孕产妇安全倡议”（International Safe Motherhood Initiative）。这个项目与一系列美国政府支撑的人口项目联手操作，包括人口理事会、国际家庭护理组织（Family Care International）、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等等。被纳入这些项目运行网络的，还包括联合国名下及其附属的一系列其它“国际”性组织与“慈善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UNICEF） 、世界卫生组织等。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口爆炸”的渲染铺天盖地。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人口行动” 步调一致密切配合的，是大批“非赢利机构”、“非政府组织” 的登场。其中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民间组织”，是囊括西方大批政要显贵与秘密精英权力网络成员的 “罗马俱乐部” （Club of Rome）。
“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正式诞生，由共济会在意大利的高级成员、汽车制造业巨头菲亚特汽车公司总裁奥莱里欧·佩切依(Aurelio Peccei) 出面发起。菲亚特汽车公司的掌门人吉亚尼·阿涅利 （Giovanni Agnelli ）被许多人视为“意大利之王”，也是共济会的高级会员，是欧美精英势力一体化网络中的重要一员。
“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众多极为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其中一份包括1972年现身的《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这个报告被以数十种语言发表，并从此至今一直被许多环境运动者（其中不乏被利用与误导的善意良心者）引用，来支持他们有关“地球环境危机” 与“人口危机”的论点与宣传。
正是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里提出“人越多越穷，越穷人越多”的论调，并通过他们在学术界、媒体、政界的喉舌，将之套上一层“学术”与“科学”的光环，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灌输，为削减这些国家的人口提供“理论依据”与“道德辩护”。
就在“罗马俱乐部”开始现身国际舞台的同一年，1968年，一本在全球被大力渲染推销的书也被出版：由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拉尔夫·埃利希（ Paul Ralph Ehrlich）主笔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在序言中，他如此把人口增长视同“必须被切除”的 “癌症” ：
“我们所处的形势要求我们在国内立即采取行动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有效的措施......我们再也不能仅医治人口增长这个癌症的症状，这个癌症必须被切除。”（《The Population Bomb》， 1968, Prologue）
斯坦福大学是二战后中情局-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主导的美国“全民皆兵”科研体制的重量级学术堡垒之一。埃利希教授教授的妻子是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不奇怪，他所倡导的一系列“人口控制”措施几乎是这些官民机构的回声，不仅包括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措施，甚至还包括“将引发绝育的物质添加到供水系统或主要食物中”。 （《The Population Bomb》， 1968, Pp 88/ 135）
把特定药物添加到目标国家或特定区域的供水系统，这并非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的“创新”，也并不限于生化战。这个奇妙主意也曾是美国脑控项目的研究课题之一。如在中情局的早期脑控研究阶段，引发其特殊兴趣的一个药物是迷幻药麦角酸二乙酰胺（LSD）。六十年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了反主流的“流行文化”运动，在其中混杂的“性与毒品”浪潮中，把LSD引入“街头人口”的吸毒传统，就是中情局的一大杰作。
那些被精英们视为“不合群”、“反社会”、“反现存社会权力结构”、在他人眼中没有多少可信性的弱势群体都成为理想的“试验品”。大量的LSD在脑控研究实验室被加工、包装成“街头毒品”，继而被“释放”到目标群体。试验结果显示，只需微量的LSD，即可产生异常强大的迷幻功效，这让中情局兴奋不已——作为新一代非常规武器，LSD可提供各式投放手段，中情局对此制定了多种可行性方案，浮想联翩，其中一个方案就是把一定量的LSD投放到目标城市的供水系统，在当地人口诱发一种“无忧无虑、快活逍遥”的可控身心状态，如同一个个娱乐至死的“瘾君子”，变得对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务漠不关心，在自己毫无知觉中丧失保护自己的生存本能，就更不必说保卫自己的国家了。
水源、水务，与粮食一样，是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赖以存续的命脉。人要生存，可以没有货币、没有楼房、没有芯片、没有石油这样的特定能源，但一时一刻不可能没有粮食与水。这才是21世纪终极大战中一切新一代杀手锏武器要聚焦点穴的“气眼”。控制了水与粮食及其相关的生态环境、拥有了可控的水源与土地，也就控制了一切。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配合下，在英美主导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及其“全球化”、“自由市场化”、“私有化”大潮中，西方诸强软硬兼施不惜一切手段诱导、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拆除屏障，就是为了掌控这些国家的水务、粮食、医疗卫生这些生命赖以存续的命脉领域，以及控制人思想的教育、媒体等战略领域。在这些领域渗透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跨国公司、资金来源完全不透明的“私募基金”、招摇过市的“投资银行”等，究竟有几家不是作为一体化隐蔽作战大军的一部分，是个相当值得审视的问题。
1969年，基辛格，作为共济会、罗马俱乐部、外交关系协会等一系列秘密权力精英网络的核心成员，同时担任了美国国务卿及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两个要职，并在尼克松权力宝座后掌控着真正大权。在这同一年，美国的生物武器研制经历了一个转折点，开始大规模而系统地玩起了“阴阳术”。
这一年11月，在“心与迹异”权术师基辛格的推动下，尼克松政府上演了一场精致的公关大戏，官方上高调宣布关闭普拉姆岛上的生物武器研制项目，并将德特里克堡陆军生化武器研制中心改组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宣称美国从此放弃生物战。然而这一系列高调的公关举动不过是为快速推进新一代生物武器研制而释放的烟幕弹。在这个公关形象掩护下，美国开始大规模推进新一代非常规武器的“革命”，针对特定种族的生物武器研制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
尼克松政府在生物武器开发领域上演的这一幕“心与迹异”大戏堪称盎格鲁撒克逊的一门“国术”，频繁上演，如在美国的脑控研究领域，同样由权术师基辛格主导策划，只不过这次是在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总统任期时。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实质上是一场不流血政变，在该次事件中，尼克松内阁中唯一“完好无损”保留两大权力原职（国务卿及国家安全顾问）的，就是基辛格，正是基辛格及其共济会、马耳他骑士团、中情局兄弟帮联手其在媒体的手足伙伴之一《华盛顿邮报》精心导演“水门事件”，导致兄弟帮核心成员福特及纳尔逊·洛克菲勒不经选举就分别成为美国总统、副总统，这是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生效后的首次成功尝试 （即通过包括暗杀、丑闻等各种手段使美国的正、副总统都不必经过选举就可就职），并导致美国政府内部大换血。
这场被称为“万圣节前夜大屠杀”（‘Halloween Massacre’）的政府大换血为美国从七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主宰世界的极权蓝图奠定了坚实的政府内部组织基础、整合了内部力量。三十年后，当小布什总统发动对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时，多数人以为这是他的内阁中的“鹰派”推动的，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切尼等，但公众多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一组被称为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 （neo-con）的圣战武士们其实正是在三十年前这次大换血中任命提拔到政府要职的兄弟帮成员。
在如此上台的福特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宣布中止“超-脑控”绝密项目（MK-Ultra）等脑控研究，在媒体的配合渲染下，军方及情报机构五花八门的脑控试验 “毫无用处”、只是“冷战时期的痴迷”；军方及中情局自己也不遗余力地鼓励这种说法，心甘情愿被嘲笑成“迷信科幻小说的小丑”。至今，这个谎言仍被许多人大众信以为真。但脑控项目的官方“关闭中止”，不仅丝毫没有使美国的脑意识控制研究真正停止，反而提供了一个便利掩护，如同生物基因武器研制，从那时起，美国的脑控研究也变本加厉地快速推进——只不过变得更隐蔽、更无奇不有。
在尼克松总统时期，也正是在基辛格的建议下，尼克松任命了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胞弟劳伦斯·洛克菲勒主掌一个应对人口增长问题的特别委员会，1972年，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列出了对人口进行控制的相关建议。1974年，基辛格又主导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球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人口政策、民族的生死存亡都拥有深远而不可估量的灾难性影响。这就是《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又名《基辛格报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