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贷款的员工们被外界指责“没脑子”、“肯定是为了利息”，事实上，她们身陷在巨大的困局中。集团看似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与集团共度难关的责任感，“所有人都贷了”的周遭环境，层层压力下，她们无法拒绝这个看似荒唐的提议，走向债务的深渊。
贷款上班
2019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临近下班时，郑州市易尔幼儿园员工高楠临时收到消息，幼儿园所属的育人集团董事长刘亚敏要来给大家开个会，谁都不能走，要签到。
会上，刘亚敏发表了热切的讲话。她谈到育人集团稳步发展的态势，说“育人”解决了多少人就业，还展望了美好的前景，感谢员工的付出。说到自己十几年坚持做教育的决心与不易，她甚至当众潸然泪下。最后，刘亚敏话锋一转，她告诉员工们，现在集团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资金周转不开，需要员工们以个人名义贷款供集团使用，一年后就会将本金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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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敏承诺，这笔贷款没有任何风险，与个人也没有关系，由集团来提供抵押担保，集团已经和河南省农村信用社金水支行联系好了。同时，她表示贷款员工在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买房有优先选择权和折扣，并许诺每月集团会为贷款的员工多打些钱，算是“员工福利”。
一开始，高楠没有贷款当回事。会后，她还和同事们互相开玩笑：“你贷不贷”，“当然不贷”。而到了第二天，各部门领导开始和员工逐一约谈。高楠的部门里一共5个人，包括她在内，最终有3个人贷了款。
这场为集团贷款的活动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起了。育人集团旗下有经开区、航空港区（下简称“港区”）、郑东新区（下简称“东区”）三个校区。港区的一名教师宋瑶记得，自己是19年5月份参加的动员大会，6月份就贷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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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高楠和同事们被带到商鼎路跟万安街交叉口，港区学校的西南门。银行的工作人员带着电脑和文件，和现场上百名员工做面签。另一位员工卢思记得，银行出具的贷款名义是“装修贷”。她奇怪，自己无车无房，哪来的装修。很多员工有和她一样的疑惑，但集团的人解释，装修贷只是一个名义，是集团和银行协商好了的，不用管。多位员工都证实：“我们问什么，银行的人都不吭声，集团这边的财务就说，这么多人都弄，不会与你们有任何关系的，也不用你们承担任何后果。”
贷款办理的手续也相当潦草。卢思当天到场完全是因为办公室只有她一个人不想办贷款，“就像被架在那了，没办法”。那天，她没有带户口本，心里暗自期待，如果因为这个能被“打回去”也挺好，但就算只提供了复印件，贷款还是顺利办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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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思回忆，现场工作人员“让你在这儿签个字，在那签个字”，也没有合同。集团的人解释，就是走个流程。贷款的数额甚至都是银行定的，每个人不一样。大多数人能贷10-20万，刚毕业的学生额度是5万。最后卢思贷了12万，高楠是15万。
育人集团财务发布的统计表格显示，2021年1月，集团有181人共贷款2602万元。根据集团内部文件，贷款款项批到个人账户之后，员工需将钱转入集团。集团每月把要偿还的利息和“福利”一起发放到员工账户。本金到期前，集团会将钱划到个人账户用于偿还银行；中途离职或出现其他情况，随时办理结清。
银监会出具的调查意见书（受访者供图）
但事实上，解套并不容易。第一次一年期的贷款到期后，高楠等员工都被要求续贷三年。本金的偿还方式是A员工先还上，再立刻把钱贷出来，将钱转给B员工，还上再贷出再转给下一位。“不同意也没办法，不续贷就还不上本金。”苏婷没有续贷，至今已逾期两年多。多位员工告诉高楠，自己上班时被叫到办公室，集团的人说要办“降息”，拿着她们的手机操作了一番，她们后来才发现，贷款从一年变成了三年。
最初，大家虽然对一系列的操作忐忑不安，但集团按时发放利息，一切好像都和刘亚敏许诺的一样。高楠记得，办完贷款后就遭遇了疫情，工资几乎每月都会出现迟发的情况，最严重时集团3个月没有发工资，但每月的利息1995元都按时打到银行卡上。除掉还给银行的利息，自己能多出800-1000元福利。
集团财务与员工的沟通短信（受访者供图）
而到了2021年11月左右，集团发布通知，因年底银行政策调整，集团对公账户转账额度受限，利息需由个人先行垫付，预计调整时间一个月。谁料，这一调整就一直持续到2022年的5月份，中间的7个月的利息都是个人支付，集团并没有补回这部分钱。5月后，利息开始正常发放，但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基本“只够把银行的利息还上”。
员工们试图解决贷款问题，也想讨回自己欠的薪水。可当几位员工走劳动仲裁“告赢了”，法院却告诉她们，刘亚敏名下已无任何可执行的资产。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显示，未发现刘亚敏名下有可供执行的银行存款、公司股权、证券、保险、互联网银行等财产及不动产，法院依法冻结了索易幼儿园名下银行账户，并将刘亚敏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发送限制消费令。本次执行程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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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育人集团这座将倾的大厦，而还有人因沉没成本巨大，不甘心离去。一位现在仍在职的教师表示，不离开是因为“怕走了之后，欠的钱更拿不回来，贷款不给解决”。
债务缠身
据郑州发布，育人教育集团创始于2002年，由刘亚敏的父亲创办。截至2015年，集团有五个校区、七个学校（含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800余名教职工、近8000名学生。在郑州，育人算得上民办教育的翘楚。一位易尔幼儿园家长回忆，当初选择这家幼儿园，就是看中了优秀的硬件设施和育人集团的名气。操场有两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教学楼有三层，还有自己的游泳馆，舞蹈、体能、感统、手工艺等课程，都有专门的教室。“有实力把易尔这个园区给拿下来。那也不是一般的教育集团能做到的事。”他说道。2019年，育人还曾经获评河南教育年度盛典年度综合实力教育集团。
多位员工对本刊证实，在刘亚敏的叙述中，2017年集团决定接手东区索易幼儿园是集团发展的分水岭。后来拖欠工资、需要员工贷款，都是因为资金被收购这个学校占用。刘称，索易幼儿园隐瞒了部分债务情况，且政府承诺的支持没有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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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索易文化担任财务的许莉不认可这一说法。她记得，育人接手前来公司做过调查，派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来查过账，办公室、财务室都查了资料。
接手后，育人集团将索易幼儿园更名为易尔幼儿园，成为集团的东校区，和总部所在地福晟国际只隔两条街。2018年，卢思负责东区的财务。刚刚接手索易的育人似乎发展得欣欣向荣。那时，幼儿园学费6万元一年，打完折也要5万多，每年有一两百个孩子入园，经卢思手的学费就有大几百万。港区的一位员工也记得，2018年时，一个年级4个班，每个班30人，招生报名的家长都要排队，来晚的还会报不上。“（集团）里边人跟打了鸡血一样，家长也都是高知人群，”卢思回忆，“你处在那个环境不可能产生任何危机感。”
集团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张着。集团内部一份统计表格显示，育人旗下有20多家公司，涵盖物业、餐饮、咖啡馆、早教、瑜伽等各类。许莉告诉本刊，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刘亚敏让自己的亲戚或“亲信”担任很多公司的法人，卢思就曾担任过其中一家。表面上，这些公司和育人没有关系，账目从这些公司走，但实际控制人都是刘亚敏，核算也是在集团进行。“就像恒大做房地产的，也做恒大冰泉，我们只是想着她在拓展业务。”许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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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知道债务的恶性循环从哪里开始。能肯定的是，2020年初开始的疫情让本就陷入资金困境的集团雪上加霜。原本稳定的学费收入不再，学校的口碑也逐步下降，退费的家长越来越多，招生也变得困难。员工们的工资开始经常性拖欠。2022年7月离职后，高楠才发现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已经积累到了近十万元，社保也断缴了32个月。
员工们的贷款只是集团债务的冰山一角。高楠记得，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人来到刘亚敏的办公室要钱，有被欠薪的员工、退费不成的家长、被拖欠货款的供应商，还有很多她不知道身份的人。最激烈的一次，有一群人砸了刘亚敏的办公室。还有一位老教师抱着刘亚敏要跳楼同归于尽。据说她的房产被抵押给刘亚敏贷款，到期将被法院强制执行。
因欠款问题，公司账户从2021年开始就被监管。刘亚敏要求家长学费转入“亲信”们的私人账户，再转给她个人。一位家长告诉本刊，她当时交费时，收款人是一家驾校的法人。卢思想，这是因为“钱一旦进了公帐，就会被拿去还欠薪和家长学费”。可最终学费用到哪去了，她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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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一名教师记得，21年八九月份时，幼儿园因为交不起房租挪到了小学里，教学环境一落千丈。22年4月，易尔幼儿园因拖欠房租被强制关停，欠家长们上百万学费，至今没有被退还。一位家长回忆，最后一次去接孩子时，原本一个班应该配备3名教师，那时只剩下1名，还是在等着拿回欠薪才没走，没有任何教学，孩子们自己在座位上玩。
企查查显示，育人集团涉诉债务27起，涉及的司法案件有35起，合同纠纷方有融资租赁公司、房产置业公司、农副产品公司、餐饮管理公司、建设投资公司等。刘亚敏本人11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24次被限制高消费，终本案件未履行金额超5000万元。
虚幻的希望
刘亚敏贷款像着了魔，她也知道如何利用人们情感和渴望。
刘亚敏签过的保证书，类似的保证书签过很多份（受访者供图）
贷款之初，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从抗拒到“缴械投降”的过程。 有的人是抹不过情面。
卢思算是刘亚敏的“自己人”，入职前几年就和她认识，受邀来到集团工作后，直接当了招生办主管，还给了单独的宿舍。她刚到学校工作时，在路边站着，刘亚敏开车路过时，会很亲切地把车窗摇下来，问她在学校干得咋样，完全没有老板的架子。有时看她在集团加班，会带她去吃饭，告诉她怎么安排工作，还说一个女孩在郑州不容易，又聪明肯干，自己想培养她。
卢思觉得，自己算是刘亚敏培养和重用的人，如果她选择离职或不贷款，会被外人视作忘恩负义。正因如此，卢思几乎从不好意思张口要欠薪，还会刷信用卡帮集团填窟窿。直到22年初家人重病，她去找刘亚敏要钱，刘亚敏告诉她“你现在把我杀了，我都没有钱”，她才和刘亚敏彻底闹翻。
在高楠眼里，刘亚敏符合大家对教师最传统的想象：不烫发，不染发，也不化妆，扎个马尾辫，常穿的就是衬衣西裤，背着帆布包或拿个小包，一直都很朴素。这让高楠对她很信任。高楠记得，在贷款事件发生之前，刘亚敏曾找她谈过一次话，让高楠去考园长证，还要把她调去给校长做助理，言语间是要培养她的意思。一种“董事长这么信任我”的感动油然而生，高楠想，这么大个集团，有上千名员工上万名学生，何必去忽悠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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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楠后来才发现，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不一样，“刘亚敏特别知道对不同的人用什么方式”。对待高楠，用的是怀柔政策，展示集团本身的实力，哭诉困境，并许诺一个美好的前景。
有人遇到的就是“威逼”。宋瑶记得，当时校长挨个找老师谈话，最后50多个老师里，40多人都贷了，有的老师坚持不贷之后，有点被“架空”的感觉，不给排课。童阳自认为“胆子小，不敢反抗”，还没等校长叫她去办公室就同意了贷款，怕被“穿小鞋”。
苏婷是被一遍遍谈话磨的。那段时间，刘亚敏会亲自把几名员工叫到办公室谈话，挨个问你家里啥情况，户口在哪儿，已婚还是未婚，有没有房产等个人问题。她记得刘亚敏说，员工们要勇敢站出来，和集团同舟共济。不同意贷款，就是不体谅她的难处，不跟集团一条心。最后，苏婷听出刘亚敏的意思是“要不贷款就别在这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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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参加贷款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好像大家都贷，这个事就没什么危险性。”宋瑶说。她提到，大家对金融方面的知识几乎一窍不通，自己甚至没办过信用卡，也没用过花呗。
多位受访者都频繁提及到“女教师”这个群体身份。离家近、方便照顾家庭是很多人选择坚持这份工作的原因，哪怕被拖欠薪水，稳定也是最被看重的优势。
“她骗我们这种人一骗一个准。”在宋瑶看来，女教师群体心软、单纯、善良、有责任感。在利息自己还、工资不发的艰难时刻，大家还是一次次去找校长沟通，从来没有罢课，更怕不用心教会耽误了孩子。内心的不满，大家也不太知道怎么去表达。有一次，她曾和几位老师一起去校长办公室讨说法。沟通中，只有自己和校长吵了起来，其他老师们都保持了沉默着。从办公室出来，一位女老师还特意跟她说，不该用那种态度和校长说话，劝她“不要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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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敏知道该如拿捏人们的负面情绪。卢思记得，在拖欠工资时，刘亚敏会一边哭诉集团的艰难处境，一边告诉员工自己在非常积极的想办法。有时工资拖了三个月，大家刚开始感到绝望，公司就会又发一次钱。社保断缴如果被投诉，也会找个时间段补一下，给人一种“公司一有钱，一定会还大家”的希望。有时，刘亚敏还会搞有“奖励机制”：到了年底，按照职位级别和累计没有发放的工资的数目算出一个系数，额外发放几千块钱。
刘亚敏本人也一直维系着热忱大方的人设。她让卢思去办事，需要花钱时总会多给一些，剩下的也不要求退还。哪怕发不出工资，教师节学校老师依然一人发1000块钱，后勤处等非一线员工都有。过年的时候会发粉条和牛肉，一些正常的小福利从来不少。
除了刘亚敏和公司表现出来的这些吸引力，卢思心里想着，教育行业怎么也不算是一个“夕阳产业”，而且公司办了这么多年，规模不小，不至于山穷水尽。高楠也考虑：工资没有完全不发，在学校也能看到每年入账的学费，刘亚敏还曾出示过港区的土地证，告诉大家集团是有“底子”的，这么大的企业能垮到哪里去呢。
长期没有离职的员工们大多持有类似的想法。退一万步讲：真走了，就真的什么都拿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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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人们才看清所有的许诺都是空头支票。 最初，刘亚敏承诺贷款到期或员工离职会立即结清。而苏婷在第一次贷款到期后没有续贷，集团并未帮她偿还本金。她听同样“被逾期”的同事说，没有任何银行的工作人员联系她，她是去办住房贷款的时候才被告知征信出了问题。苏婷至今仍在逃避这件事，不敢去查自己的征信记录。
根据本刊拿到的一份通话记录，2023年11月，在育人集团员工与农商行金水支行负责人的通话中，银行方面表示，个人是债权人，谁的贷款谁还利息是应该的。对方否认了银行方放贷与育人集团有过协商，“我们把钱借给你，你又把钱借给了刘总”。提到即将逾期的问题，银行发面表示符合条件的话，银行可以做续贷手续。如果逾期，将造成征信受损，银行也会对个人提起诉讼。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的《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育人集团存在实际使用部分员工消费贷款资金行为，刘亚敏承诺对其使用的员工贷款，负有偿还责任。但员工们提出的将借款主体变更为育人集团的诉求属于民事纠纷，应按照民事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协商或诉讼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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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一些人而言，继续留在育人仿佛才是他们能够选择的最低成本的解决办法。朱琳因为担心“离职了欠的钱要不回来”，一直留在学校工作。现在，工资已经可以正常发放，随着新学期收费，以前的欠薪也逐步在补上，只是贷款和欠了三年的社保问题还没有解决。她想，那些运用更激烈手段，选择离职和维权的人，反倒没有获得任何收益。但坚守在育人，能够拿回的损失有多少，朱琳心里也打鼓。她告诉本刊，今年一年级招生非常不理想，只招到了10几个学生，只有一个班，以往每年都能招到100多个学生，全校老师也只剩下20多个。
刘亚敏依然在上着班。就在前几日，还有员工看到她去了银行。她依旧会回复员工们催款的信息，允诺员工“不会让你们承担任何利息和罚息，我在推进”。
郭玉也是“被逾期”的人。刘亚敏曾给她签过保证书、欠条、借据，写明了还款日期，但到了约定的时间，都没有动静。她今年刚刚24岁，征信已经有了负面记录，考公务员的计划也因此被搁置。她计算，自己能考的岗位年龄限制是30岁，征信有负面记录，5年内不能考公务员。如果今年能还上欠的贷款，29岁时还有一次考公的机会，如果今年还不上，“那影响的是我的一生”。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除刘亚敏外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