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坤
绵延数千年的建置历史，成就了昭通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特点。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与自然景观紧密融合、人文积淀厚重的历史遗存和人文资源，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很多都是旅游开发的首选之地，为北部新区打造地域文化景观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源，必将为繁荣昭通文化提供丰厚的文化营养。
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目前仍未在形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和开发，很多历史文化资源正在遭遇人为和自然的双重肢解，局部地区文化景观破坏严重，有的已不复存在，有的已濒临毁灭的边缘。而且破坏还在继续，如不及早采取有力措施，用不了多久，这笔宝贵的不可再生历史文化遗产便会烟消云散。
当前如何在北部新区景观规划中挖掘出历史文化内涵，保留和延续昭通的历史文脉，让昭阳城市景观在物质形态上成为展示传统地域特色的舞台。这是我们今天的历史责任。
经过调查的昭通北部新区历史文化景观资源图 图片来源：自绘
北部新区历史文化景观资源列表
对这些资源的基本情况做一些比较，笔者通过对昭通北部新区区域内历史文化景观资源的全面调查和整理，根据资源的文化属性笔者将该区域内文化景观分为“古象之邦及人类摇篮文化”、“远古农耕文化”、“朱提文化”、“移民与屯垦文化”等4大类型，下面就分类依据进行说明，并对相应的景观进行历史文化价值评价，在价值评价的基础上提出规划建议。
一、古象之邦及人类摇篮文化景观
昭通坝子出土了的大量品种繁多的古生物化石，证明在距今300万-700万年以前，在昭鲁坝子里生活着大批东方剑齿象、中国犀牛、猴、鹿等哺乳类动物化石。古象化石专家断言，昭通坝子是中国南方唯一的一个规模巨大的古象群埋藏地。因此早在六十年代，古生物专家学者就将昭通美称为“古象之邦”。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北部新区水溏坝古象化石群埋藏地，还发现了一颗灵长类动物的牙齿，后来还发现了一个灵长类的头盖骨，这是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亚洲最早灵长类动物化石。几百万年以前的灵长类动化石的发现，使昭通古生物化石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古象之邦了，昭通的古生物化石因此有了世界意义。
昭通北部新区保存着十万年前早期智人的居住地，在过山洞出土的“昭通人牙”化石，是我省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其生存时代为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
可见，北部新区是古象之邦及人类摇篮文化景观的集中地，其中水塘坝和过山洞两个景观具有重要价值：
(1) 水塘坝古生物化石群。
水塘坝古生物化石群的发现说明早在700多万年前，昭通就有了古生物的繁衍生息，水塘坝古生物化石群是见证昭通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符号。
水塘坝古生物化石群留下了很好的剖面及动物群化石，生物群遗址填补了亚洲大陆南部距今300—700万年前动物进化在时间上的一个“缺环”。同时已经发现的大量古生物化石对动物进化的研究很有意义。水塘坝发掘出的灵长类动物头骨化石，有着举世罕见的科学研究价值、极其丰富的科普教育功能、十分巨大的文化产业开发价值。
发现古象化石群的地方是远古时代昭通的一个缩影，它生动的展示了昭通在中新世时期植被茂盛、食物充足、动物集中的活动场景。为研究昭通上新世时期的古地质、古气候、古环境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古象化石群及古猿化石的发现对弘扬昭通悠久的历史文化，提升昭通的知名度有着重要意义，古象和古猿化石的发现出土将把昭通的历史大大迁移，是昭通十分宝贵的自然遗产和罕见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是进行科普教育极其生动的教材。水塘坝古生物化石群发现地是建地质公园和科普教育基地的理想场所。
(2) 过山洞古人类遗址
过山洞古人类遗址平面图 图片来源：自绘
在过山洞出土的生活在五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昭通人牙”化石，证明了早在十万多年前，昭通这片古老而神秘美丽的土地上，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因为灵长类动物化石也就在附近出土。
我们可以预见，在这之前的许多万年前，猿人、古人、今人在昭通坝子和周围的峡谷地带漫长地进化发展。昭通过去发现的哺乳类化石很多，但有确切地点或层位的更新世洞穴动物群还未有过。人类化石的发现亦属首次。云南曾发现过早更新世的元谋猿人化石及较多的晚期智人化石。早期智人昭通人的发现更增强了本区古人类化石的连续性。
二 远古农耕文化景观
在北部新区闸心场和过山洞附近发现了新石器时期大量的文物和村落遗址，证明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至距今四千年的约六千年时间里，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已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懂得了制陶、纺织、农业和放牧等技术，开始了邑居和定居生活。这一时期昭通出土的土陶文物造型精美、样式丰富，富有文化内涵，而且从文物和村落的遗址情况来看，当时居住在昭通的古人类文明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
随着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步入新石器时代，尤其春秋晚期有“从天堕”的杜宇在成都平原由南向北用农耕文明取代了落后的渔猎生产方式。
据西汉扬雄《华阳国志》、《蜀王本纪》中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女子名利，自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杜宇是昭通源远流长的历史上有正史记载的最早人物，据历史专家们长期考证：杜宇生活在距今2700多年，杜宇和梁丽带领族众在昭鲁坝子的千顷池及龙池滨湖地区及周围河谷地带教民务农，杜宇和梁利带领族众从今天的朱提江大峡谷一直走到成都平原，给成都平原带去了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也带去了铜，得到了蜀民的拥戴，后来在成都平原建立了蜀国，成为第一任蜀王，号“望帝”后因为权力斗争，死在蜀国，死后化为杜鹃鸟，而梁丽带领族人回到了今天的昭鲁坝子。“望帝春心托杜鹃”、“枝头杜宇昔为君”、“古时杜宇称望帝，魂化杜鹃何为细”“一声杜宇春归尽”等古诗词在中华大地已经广为流传。
北部新区是远古农耕文化景观的集中地，其中大龙洞、北闸水库和闸心场古人类文化遗址等景观具有重要价值：
(1) 大龙洞、北闸水库
图3龙洞闸平面图 图片来源：自绘
水，是生命之源。远古时代，人类无不择水而居并因水而强。大龙洞景区历来就是昭通市民心目中首选的休闲旅游景区。大龙洞“龙洞吸月”自清代起就位列“昭阳八景”榜首，具有重要文化价值，是有形的象征着丰厚人文底蕴的标志性遗存。
大龙洞的水源几千年来一直养育着昭通大地，早在10万年以前，早期智人“昭通人”就生活在大龙洞西北的过山洞里。新石器时代，居住在龙洞旁闸心场的先民们已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懂得了制陶、纺织、农业和放牧等技术，开始了邑居和定居生活，这里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西汉文齐是大龙洞引水工程的先驱者，文齐的贡献与都江堰工程的先驱者李冰父子一样，都是为世人所敬仰的。文齐在昭通农耕文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图4 大龙洞平面图 图片来源：自绘
大龙洞古松参天、植被优良，山上有九箐十三峰层层叠叠，曲道幽长，山下水流潺潺，景致幽雅迷人。作为城市中的森林，大龙洞为规划片区提供了大面积的生态绿地、同时还肩负着调节城市气候，消除热岛效应，降低城市噪音，涵养水土、净化城市空气的责任。使城市的生态环境得到优化。
大龙洞作为北部新区的“天然城市绿肺”，理应成为未来北部新区最重要的承载浓厚文化内涵的亮点人文景观。
图5龙神祠平面图 图片来源：自绘
(2) 闸心场古人类文化遗址
古人类遗址是人文旅游资源中最古老的景观形态，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蕴，也是最有特色的环境景观和旅游资源。古代人类遗址保存了十分丰富的远古时期当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信息，在地域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闸心场出土的大量器物的反映了昭通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文化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早期人类在昭通生活劳作的可靠依据。说明紧靠龙洞水源地的闸心场在公元前7000-4000多年时就是适宜人类居住之地。闸心场具有极其重要的考古和文化价值，该遗址的发现将昭通几千年的原始农耕文明历史展示在我们面前。
农耕文化景观，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见证。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漫长的传统农业经济社会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我国从未间断的一种文化。望帝是有史纪录的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望帝在千顷池和龙池周围地区带领部落民众开垦种植，让昭通坝子成为是西南最早的农耕文明地之一，开创了“千顷池、龙池文明”。
农耕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历史主流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保护、传承和利用农耕文化，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重要意义[62]。昭通北部新区农耕文化不管是物化的形象还是精神的内涵都极其丰富，便于集中、成体系的规划和建设，也便于展示和观看。
三、朱提文化景观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以蜀郡太守李冰开凿僰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后，派将军常頞征调巴、蜀士卒，筑五尺道，置关塞，设官吏，经略西南夷。今昭通地处五尺道枢纽部位，得风气之先，是云南最早、最充分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
昭通是云南最早建制的地方，自西汉建元六年至唐天宝年间，今昭通以“朱提”冠名，或为县治，或为郡治，或为犍为南部，或为犍为属国都尉治所，前后达800余年。昭通在西汉时期就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东汉时期，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的昭通曾取代滇池而成为云南经济文化发展中心，中原文化和大量农耕矿业移民进入昭通。晋汉时期，因为昭通农耕和冶金业的高度发达，灿烂的青铜白铜文化，闻名全国的朱提银的开采，儒学的兴起和传播，朱提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文化艺术创造在非常昌盛，在昭通创造了灿烂的朱提文化。灿烂的朱提文化以汉文化为主，同时包容了周边滇、夜郎、巴蜀、荆楚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复合型、地域性文化。
朱提和堂琅是汉代的银铜铸造工艺基地，朱提县所产汉洗称为朱提洗。朱提洗和堂琅洗造型精美，铸造技术非常高超，都是汉代最高的文明代表之一，标志着朱提的冶金文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昭通出土的大量朱提洗和堂琅汉洗被称为国宝。昭通因此被专家们称为“汉洗之乡”。
朱提为当时昭通建制郡县的名称，同时朱提山也是当时最重要的银产地，朱提山所产优质银子就叫朱提，唐代大诗人韩愈在他的《赠崔立之》一诗中写道；“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
同时，昭通出土的汉孟孝琚碑和晋霍承嗣壁画墓也标志着朱提当时的文化艺术水平已经在全国领先，这里已经有了融汇了多种文化的成熟汉文化。晋霍承嗣壁画中的“夷汉部曲”的写实画像，是现存晋代壁画的唯一，对研究古代民族史及汉晋时期云南民族关系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北部新区还有诸葛营古城址和象鼻岭两个具有重要价值的朱提文化代表景区：
(1) 诸葛营古城址
图6 诸葛营平面图 图片来源：自绘
昭通古代遗址是地域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古代遗址是人类文明的物化历史，是社会发展的真实见证，是昭通历史底蕴、文化根基和民族传统积淀的体现，它发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和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对昭通北部新区古遗址的研究认识，不断推进古遗址重要性和保护意义的宣传，提升昭通地域文化的影响力，使人们从昭通古遗址文化中汲取营养。
通过对文物的合理使用，可以使文物资源价值得以挖掘与延伸，达到价值的创新与升华。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上有许多曾经失落的文明，经后人的开发保护而重放异彩。如意大利的庞贝遗址。与之相类似的昭通诸葛营古城址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是祖先们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诸葛营遗址是昭通境内发现的分布面积最大的汉晋遗址。它为研究昭通的汉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我们有责任使这一人类文明获得新生。从目前多数国外经验和我国的基本国情看，对古城遗址进行合理利用，将诸葛营遗址同与之相邻的同时代象鼻岭连片建立遗址公园是最佳选择。
(2) 象鼻岭
崖墓是古代墓葬的一种构造形式。在山岩上穿凿洞穴作为墓室，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在西汉早期到中期极为盛行，但仅局限于贵族、王侯之间，普通民众则以土坑墓为主。到东汉初期，崖墓从中原地区突然消失，至东汉起在西南地区却风行一时。经过蜀汉两晋南北朝，在很多地方一直延续到明清，成为一种独特盛行的墓葬形式。
崖墓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化遗存。被学术界誉为“汉晋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学遗存”，崖墓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境内五十多个县、市都有发现。昭通崖墓不但分布广泛,而且数量众多。而汉代崖墓在云南境内仅昭通地区独有。象鼻岭崖墓是云南省境内目前发现的最靠南的一座崖墓。
象鼻岭崖墓群出土的大量器物既反映了当地的文化现象，又具有浓郁的中原汉文化特征，充分证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内地与边疆的交流与融合。象鼻岭崖墓群是研究繁荣一时的汉代昭通朱提文化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科研及学术价值。
四、移民与屯垦文化景观
清雍正九年完成改土归流后，改乌蒙为“昭通”。并在昭通推行大规模移民垦殖政策。同时让当地参加屯垦的驻军就地转业，化剑为犁，变成农民，正式在滇东北地区实行军屯。屯垦打破了民族壁垒促使昭通人口快速增长，也改变了的原有民族结构，屯垦使大量汉族人口在昭通地区定居下来，使昭通的汉族人口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使汉文化重新在昭通地区得到了全面普及和传播。来自五湖四海的屯垦军民和当地民众在昭通坝子兴修水利，屯垦使昭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并重新建立起了完整的农业经济，土地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发，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随后，昭通开始了大规模的银铜开采，昭通步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辉煌时期，乐马厂银大旺，金沙江和朱提江水陆联运道整治，大规模京铜外运推进水陆交通建设，带来了昭通商业贸易的繁荣，清乾隆、嘉庆年间，朱提银产量居全国首位，这一时期昭通经济社会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屯垦文化对推进昭通历史发展,促进清代昭通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北部新区有省耕塘、利济河和卧虹桥等三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移民与屯垦文化代表景区：
(1) 省耕塘
图7 省耕塘平面图 图片来源：自绘
昭通这座城市得名于清雍正十年改土归流之后，刚从云贵广西总督任上调往北京任职的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省耕塘”是“昭通”这个地理名称最初的开发地之一，也是清代云南屯垦现存的重要历史见证地之一，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省耕塘位于昭通中心城市新老城区接合部，是连接新老市区的枢纽。具有非常突出的地域优势，是打造城市特色形象、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节点，对一个城市来说有没有引以为傲的绿心，其所表达的气质是不一样的。未来建成后的省耕塘公园千亩的城市景观湖面必将成为了昭通中心城市的核心文化公园，它将是北部新区城市中心区最重要的“绿心”，承担着净化城市空气，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重担。
另外省耕塘形成的天然和人造城市湿地系统将是未来城市新的生命线，它具有调节径流、防洪减灾、保护城市安全、改善城市气候、创造城市居民户外游憩空间、支持生物栖息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灌溉等多种功能。
(2) 利济河
利济河曾经柳树成荫，水清鱼肥，波光粼粼，河两岸柳树成荫，景色怡人，十分美丽。昭通著名学者张希鲁在其诗作《步荔枝河》中称其地“潺潺坝束水，蒙蒙岸穿柳”，“烟花五色乱，肥柳一片绿，昨夜下微雨，清溪可濯足”。利济河美景早在清代中叶就被列为昭阳八景之一，曾被称为“利济浮光”。
有人把河流称为大地的动脉，河流世世代代地滋润着大地、哺育着人民，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所以很多河流也就被称为“母亲河”。清代至民国期间，绕城而过的利济河是昭通城区和附近村民最主要的饮用水源，清澈的河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昭通人。利济河见证了昭通城市的历史变迁，是昭阳城市的形象之河、昭阳人民的情感之河，是昭通人民共有的母亲河，必须在规划中予以高度重视。
利济河作为一个使用至今的古代水利工程，也使这条自然河流承载了浓厚的人文内涵。分布在利济河河道上的十八道堰闸一直以来被沿岸村民用来引灌农田，滋润庄稼。因势利导利用自然河道作堰引导水流用于农业灌溉和生活的方式，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已十分普遍地采用，这些低矮的堰闸充分的利用自然地势，调节水位引导水流，既维持河流的连续性并又充分利用了水资源，是古代先民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智慧体现。
河流水系是大地生命的血脉，滨水、亲水是人类的天性。河流不仅承载了人类文明，还是人们居住的上佳之地。城市河流水系无论从环境的角度、城市的可识别性、紧缺的绿化以及城市形象的角度上来说都是必须要保留的。良好的河流景观与滨水环境是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起源于大龙洞横贯北部新区的利济河，还起到了连接新区北郊大龙洞森林公园和城市中心省耕溏水体公园两大绿心的廊道功能，是打造城市绿色廊道景观最理想的载体。另外利济河作为城市中的滨水地带，具有重要的地理优势，城市滨水区不仅是联结城市陆地和水体的中间地带，而且是协调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中观环境；不仅包容了丰富的自然景观，而且蕴含着城市滨水区的物质空间和人文景观[63]。也是新区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公共空间之一，这一区域理应成为承载地域文化特色的主要景观区域。
(3) 卧虹桥
图8卧虹桥平面图 图片来源：自绘
我国古代的匠师建桥，很注意发挥桥梁的最大效益，既能考虑到因地制宜、一切从实用出发，又能考虑使桥梁尽量起到多功能的作用。建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跨水或者越谷的交通，以便于运输工具或行人在桥上畅通无阻。若从其最早或者最主要的功用来说，桥应该是专指跨水行空的道路。故说文解字段玉裁的注释为：“梁之字，用木跨水，今之桥也。”说明桥的最初含意是指架木于水面上的通道。但也有例外，水从桥下流，水也从桥上过。古罗马人的引水桥就享誉盛名,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昭通卧虹桥是云南一座比较有代表性的“背水桥”。“桥背水”体现了昭通人民因地制宜、一切从实用出发的聪明才智，如今卧虹桥虽已废弃不用，但它曾是大龙洞水供城内用水重要渡槽的历史见证。卧虹桥具有中国石拱桥的典型建筑特征，又反映了昭通人民的勤劳智慧。卧虹桥是云南古桥中一道奇特的风景，应该加以保护，并对周边环境进行恢复。
附：以下为该论文发表时信息，本处转发时文字有删节。
昭通文化景观保护和发展对策——以昭阳北部新区为例
《昭通学院学报》2014年 第5期 | 夏坤 昭通学院艺术学院 云南昭通657000
摘 要：昭通市昭阳区北部新区规划区域内历史文化景观资源十分丰富,有着巨大的利用潜力.但大多仍然处于原生态状态,尚未开发利用,即使开发利用,也是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没有形成规模.区域内景观文化内涵少、附加信息少、景观单薄。北部新区文化景观的保护和发展,必须坚持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平衡为前提,对文化景观进行节制性的开发建设,实现对文化景观资源的高效利用与有序保护.注重自然环境的生态修复,建构凸显地域文化显山露水的生态景观网络,凸显复合生态的规划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
【分 类】 【社会科学总论】 > 社会学 >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 地区社会学 > 城市社会学
【关键词】 昭阳区北部新区 文化景观 文化遗产 景观资源 开发利用
【出 处】 《昭通学院学报》2014年 第5期 71-76页 共8页
【收 录】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夏坤（1974—— ），云南昭通人，昭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艺术学和景观规划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