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钟振振教授答疑信箱（90）
宋·梅尧臣《得福州蔡君谟密学书并茶》诗
得福州蔡君谟密学书并茶
[宋]梅尧臣
薛老大字留山峰，百尺倒插非人踪。
其下长乐太守书，矫然变怪神渊龙。
薛老谁何果有意，千古乃与奇笔逢。
太守姓出东汉邕，名齐晋魏王与钟。
尺题寄我怜衰翁，刮青茗笼藤缠封。
纸中七十有一字，丹砂铁颗攒芙蓉。
光照陋室恐飞去，锁以漆箧缄重重。
茶开片銙碾叶白，亭午一啜驱昏慵。
颜生枕肱饮瓢水，韩子饭韲居辟雍。
虽穷且老不愧昔，远荷好事纾情悰。
网友无以为名问：请教钟先生，梅尧臣《得福州蔡君谟密学书并茶》一诗中“刮青茗笼藤缠封”与“丹砂铁颗攒芙蓉”应当如何理解？“韩子饭韲居辟雍”中的“韩子”指谁？还有诗歌开头“薛老大字留山峰”的薛老是否即是欧阳修第二任岳父薛奎？薛奎曾任蔡襄家乡莆田县县令。谢谢！
（接上期）
当朝有那么多的著名、知名书法鉴赏家对蔡襄的书法给出“本朝第一”的最高分，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并不多见。
宋人对蔡襄的书法评价这么高，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书品”，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人品”。
欧阳修《文忠集》卷三五《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记载：蔡襄“工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故其殘章断稿，人悉珍藏。而仁宗尤爱称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公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书，则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
蔡襄这位大书法家实在是“牛”得可以！
“牛”到了什么地步？“牛”到当朝皇上御笔为亲舅舅陇西郡王李用和撰制的碑文，都要命他书写；“牛”到皇上命他书写爱妃（张贵妃，死后追封“温成皇后”）的碑文，他竟然不给面子，抗旨推辞。
蔡襄为什么不给皇上面子？
对这个问题，蔡襄本人在给欧阳修写的一封信中作了回答。其《端明集》卷二七《答欧阳永叔书》曰：“某启。蒙书，以《集古录序》见托，书之于石。集古之勤，且十八载，而得千卷。并包夷夏数千里，行历周秦汉魏以来数千百年，贤圣功业，贼乱事迹，往往史传之外，证明伪谬，其于所得之多，虽劳有益，岂特比于犀珠金玉，世人之所欲者？以永叔之文章与所趣尚，举而行之，极于不泯，岂假书字之工而后传哉！
然古之碑铭桓表，亦有以书而传者。观其人，莫不勤苦毕世，乃成其艺。某之所能，特浅浅者尔。乡者得侍陛下清光，时有天旨，令写御撰碑文、宫寺题榜。世之人岂遽知书？特以上之使令，至有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书。某谓近世书写碑志，例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其可乎？力辞乃已。某非以书自名而取高，诚以不相知者以利见临也。盖辞其可辞，其不可辞者不辞也。如公之文与所尚，诚得附名篇末，以永其传，兹其幸也，其敢辞焉？不宣，再拜。”
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对此也有申说。其《容斋三笔》卷一六《蔡君谟书碑》条曰：“比見蔡与欧阳（欧阳修）一帖云：‘曏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写御撰碑文、宫寺题榜。至有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其可乎？力辞乃已。盖辞其可辞，其不可辞者不辞也。’然后知蔡公之旨意如此。虽勋德之家请于朝，出敕令书者亦辞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后世或未知之，故载于此。”
按，北宋时，翰林院下设有御书院，院有待诏，是所谓“技术官”，专业的“写字匠”，习称“书待诏”。顾名思义，就是等待诏令，以其书法技艺，以备宫廷不时之需。这种“官”，不入流，一般也无官品。在宫中服务的年头久了，“资深”了，也可以补授其他正规一点、像样一点的官职。他们地位卑下，薪水自然不高。而按照古代的惯例，替人写碑，主家是要“打赏”的。不论是皇上“打赏”，还是达官贵人的家属“打赏”，出手都不至于“抠门”，否则也对不起死者的在天之灵。对于待诏们来说，此类“工资外收入”无疑是个重要的经济生活来源。因此，蔡襄说自己不愿“与待诏争利”，抢了他们的财路。也因此，洪迈赞扬他“清介有守”。
蔡襄自己明确地这样说，洪迈为人实诚，还真信了。可是我读了欧阳修为蔡襄写的墓志铭、蔡襄写给欧阳修的信，反复琢磨，觉得事情并不像蔡襄说的那么简单。他说自己不愿“与待诏争利”，或许也有一部分实情，但这只是最浅层次的理由。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一个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的“借口”。
那么，深层次的理由是什么呢？
（未完待续）
作者/钟振振 编辑/冯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