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就像一场梦。”一位数字藏品行业的创业者说。这也是多位受访业内人士的共同感受，并且是一场“噩梦”，他们认为。
去年下半年才进入大众视野的数字藏品行业经历了什么、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又该如何重回正轨、规范发展？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专注区块链的律师和数字经济专家。
行业发展一年间
从野蛮生长到泥沙俱下
“售罄！
”“起飞！
”“转手就是上百倍！
”
数字藏品玩家庞辉（化名）在谈及今年上半年圈内的形势时，脑海中出现最多的就是这几句。“从平台到玩家，大家好像都被暴涨的情绪裹挟了，就跟股市的牛市那种感觉，每个人都想在里面分一杯羹，从而实现财富自由。”
专注区块链数字资产实务的上海曼昆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刘红林告诉，去年下半年互联网大厂开始尝鲜试水，去年年底至今年上半年数字藏品行业百花齐放，迅速扩张。
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运营经理吴先生认为，从去年9月开始行业进入野蛮生长期，今年2月至4月进入狂热期，形成大牛市。
速途元宇宙研究院发布的《2022数字藏品产业研究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藏品发行平台的数量超过500家。另据微信公众号“数藏舰”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7月9日，市场上相对正规的平台达到820家。如果加上仅上线了H5的平台，数量达到1500家左右。
数字藏品究竟是什么，竟引得如此多的创业者先后投注？
业内通常认为，数字藏品是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通证）的一种本土化应用。NFT是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同质化通证”，可以看作是一种运用了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产所有权证明。不同于比特币等“同质化通证”，NFT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特性。
2021年6月，支付宝在小程序“蚂蚁链粉丝粒”上限量发售了敦煌飞天等四款NFT数字藏品，一经推出瞬间售罄。之后，藏品在二手交易平台卖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天价，引发巨大关注。
刘红林表示，早期藏品相对较少，需求量很大，容易出现炒作的情况。一些创业者看到商机就开始跟进，创业门槛越来越低，有的项目可能几万元就启动了。
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可指出，目前在中国市场上，做数字藏品的人和做比特币的大体是一拨人，投机性非常强。
庞辉告诉，他获得的第一份数字藏品来自“空投”。所谓空投是指平台向用户免费发放数字藏品，以提高热度、吸引玩家的营销手段。就是转卖了这份免费的数字藏品，使庞辉获利数千元。尝到甜头的庞辉开始花钱买预售，进而转卖。他的藏品市值在今年4月曾高达40多万。
与此同时，湖南的大学生良一（化名）也被室友高涨的投资情绪所感染，开始向往靠数字藏品赚钱的“致富路”。
良一给自己设定的底线是“只‘白嫖’，不投钱”。“白嫖”是圈内盛行的做法，甚至由此形成了“产业链”。良一告诉，通过拉新人打榜，可以获得空投的机会。此外，他还借用了不少亲朋好友的个人信息注册新账号，这也是获取空投机会的渠道。
但是随着圈内群体投资暴富的情绪日益高涨，良一最终没能坚守底线，开始向家里要双倍的生活费，购买预售数字藏品、参与二手交易。他告诉，最火热的时候，玩家QQ群、微信群异常活跃。有人不断更新每天首发的数字藏品名单，有人鼓吹某某藏品转手就可以增值数百倍甚至上千倍，还有人专门售卖抢购数字藏品的软件。那些商家声称软件可以精确秒杀藏品。
然而，美梦在今年5月开始逐渐破碎。
庞辉在藏品见跌的时候套现了一部分。但随着大部分藏品跌幅高达80%，甚至跌破发行价，他选择了抄底：“都跌到这份儿上了，可能要回暖”。
但市场没有如他预想的掉头回升，而是持续低迷。直到看到有平台发布停止运营的通知时，庞辉开始紧张。另一边，良一的藏品价格也开始暴跌。
“这个东西就像炒鞋、炒币一样，市场上的钱就那么多，等行情达到极致，大家都往外抛而没人接盘的时候，肯定会暴跌。”深圳链协法律专委会首届主任、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志浩认为，当前的数字藏品多为“空气藏品”，有些数字藏品连收藏、观赏的艺术价值都没有，单纯依靠拉盘、虚假宣传等推高价格。
刘红林表示，今年三四月是炒作的一个高峰，六月以后就明显变冷了。“数字藏品本身的收藏价值应该更高，具有艺术价值、稀缺价值。但是中国的数字藏品不再单单是藏品。”
“这个行业现在是泥沙俱下。”刘红林告诉，目前中小平台面临大量维权问题。
问题凸显
大量维权涌现，有平台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
良一的投资成本缩水了一半。他之前所在的十几个群，有的直接变成了维权群。他还加入了其他维权群。“群里有人告诉我们维权方法，大家集中投诉、举报，力量会大一些。”良一告诉，他们主要选择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理由是违规经营、虚假宣传、未提示风险。
价格暴跌的问题集中在二级市场。刘红林、郭志浩均表示，数字藏品行业最大的风险就在二级市场。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禁止数字藏品的二级市场交易。因为有利可图，很多中小平台愿意冒风险开通。
郭志浩告诉，一级市场主要靠发售数字藏品，赚钱很少。二级市场主要赚取手续费，交易一次抽取5%-10%的手续费，所以平台鼓励买入卖出。为了控制行情，会有资金在背后操盘，有的平台甚至会自己操控。
刘红林表示，随着市场遇冷，近期向他寻求法律咨询的创业者明显增多。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解决维权问题，进而安全退出。
这类维权让不少创业者感到紧张。在一个数字藏品行业交流群中，注意到，大家交流最多的就是如何应对维权。有人称，自己的平台正在面临数百人维权。不少平台陆续接到了市场监管、税务、信访等部门的通知，要求协助经营调查、解决维权问题。有创业者还表示，自己遭到了维权者的大肆谩骂、泄露隐私等恶意维权。
一位业内人士称，击鼓传花的游戏结束，现在平台担心的一方面是维权产生的退费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平台可能涉及违法犯罪。近期，多个平台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消息，在数字藏品业内传开。
10月25日，“平安商丘”发布消息称，接群众举报，打掉一个利用App平台出售虚拟卡通图片，以划分不低于300万奖池、定期回购、现金奖励等为噱头进行诈骗的团伙。业内人士证实，该平台正是某数字藏品发布平台。
了解到，还有一些从业人员陆续接到了公安机关要求配合调查的通知。悲观情绪在业内蔓延。
刘红林、郭志浩告诉，一些创业者之所以紧张，是因为他们的平台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不合规甚至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
涉嫌刑事犯罪的原因多在于数字藏品的赋能。“今年三四月份以后，越来越多的夸张赋能出现，没什么艺术价值的数字藏品开始包含利益分红、手续费分红、抽取笔记本电脑、领取大额红包等赋能，但有的平台压根没打算兑现，这种大概率涉及诈骗。”刘红林说。
还有一种涉嫌诈骗的玩法就是白名单（优先购买数字藏品的资格）。刘红林告诉，有的平台社区负责人找到玩家出售白名单，但是收了钱人就消失了。
此外，涉嫌非法集资是数字藏品平台另一个可能触及刑事犯罪的风险。
“一些数字藏品连艺术、收藏价值都没有，平台却售价数千元，并承诺保本回购，而且购买者也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炒作升值，这种情况我认为大概率涉及非法集资。”郭志浩说。
刘红林表示，一些平台发售数字藏品时，承诺1个月或3个月后以三倍、五倍的价格回购。这种保底回购的玩法比较符合非法集资的特征。
许可告诉，监管部门也在担心该行业出现金融问题，即把数字藏品当成金融工具，进行非法集资、集资诈骗、洗钱等违法行为。今年4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NFT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倡议各单位坚决遏制NFT金融化、证券化倾向，提示消费者抵制NFT投机炒作行为。
刘红林、郭志浩告诉，目前主要是行业倡议和引导，从顶层监管来说还没有相关政策文件出台。
了解到，为了规避大量维权可能带来的风险，不少平台已经开始退款。一位业内人士称，目前愿意退款的平台多以首发价的15%-40%退款。对于维权者提出的以二级市场价格退款，他表示，几乎没有平台能承受，因为二级市场的价格炒得太高了。
如何规范发展
明确监管政策，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数字藏品行业该如何走上规范发展道路，刘红林、郭志浩均认为，首先监管的靴子应尽快落地，制定明确的行业监管政策。
“行业要想规范发展，监管侧需要给一个方向，起码给一个负面清单，至少确定哪些是不可做的，如一级平台需要哪些资质，二级市场是否属于交易所、能不能做。目前存在模糊地带，从业者一旦认为有利可图，就愿意冒险。”郭志浩说。
海南一家数字科技公司的王先生表示，由于政策不明确，从业者对行业的红线把握不准，就容易出现问题。他希望顶层的指挥棒能尽早为行业发展指明方向。
许可提出，从监管层面来说，要谨防数字藏品成为金融投机的对象，限制二手交易，切断数字藏品的投资属性，使购买数字藏品变为单纯的消费行为。
数字藏品若想回归收藏本质，除了加强监管帮助行业重回正轨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着重考虑，那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刘红林提出，从国外数字藏品行业发展现状来看，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的基础。
但他同时指出，目前国内平台明确提出需要知识产权服务的寥寥无几。一是平台方和用户投机之间的矛盾集中，忽略了正常经营中应该重视的版权问题；二是国内数字藏品行业还没进入有序的发展阶段。郭志浩也告诉，侵权不是行业目前的主要问题。
注意到，今年4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了全国首例数字藏品平台侵权案件。法院最终认定，被告经营的数字藏品交易平台未尽到审查注意义务，其行为构成帮助侵权，判决被告删除涉案平台上发布的数字藏品，同时赔偿原告4000元。
从北京互联网法院获悉，日前，该院受理了一起涉数字藏品著作权案件。原告发现被告未经许可，通过其运营的App对涉案美术作品实施铸造（将作品转化为数字藏品的过程）和限时发售行为，设定出售价格为39元，限量10000份。发售期限内，数字藏品全部售罄。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倩告诉，数字藏品的铸造和发售涉及多个主体和环节，包括著作权人向铸造者的授权环节、铸造者向购买者的出售环节、购买者对外进行二次交易的环节等。不同主体之间在不同环节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如著作权转让或授权关系、合同关系。
由于涉及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新技术，以及法律适用存在困难，这类案件的审理存在难点。张倩指出，一方面是对技术事实的查明存在困难，只有全面了解技术原理以及在本领域的具体应用模式，才能够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数字藏品铸造和发售行为的定性存在争议、数字藏品交易平台注意义务的认定有待明确。
刘红林认为，在侵权问题还没有凸显的时候，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经验，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引导、管理，可以有力避免数字藏品行业在下一阶段发展中走弯路。
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知识产权法系主任锁福涛撰文指出，要建立数字藏品平台版权审查机制，根据数字藏品的交易流程将平台的版权责任按照“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进行细化。在事前阶段，平台应承担更高的版权审查义务，利用区块链技术形成有效的版权过滤机制，对发行内容、原作品来源、授权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在事中阶段，要积极承担配合义务，做好涉嫌侵权人的信息披露；在事后阶段，应当履行有效制止义务，在接到侵权通知后应采取措施有效防止侵权结果扩大。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丛立先曾提出，数字作品无论是在自身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还是第三方交易服务平台进行交易，都应纳入网络出版的监管范围，要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合法经营。发行平台要承担起技术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和金融安全的法律责任。
此外，刘红林认为，数字藏品行业还要建立起行业自律规则，在知识产权合规、面向消费者售后服务等方面统一行业标准。许可认为，数字藏品与一般商品不同的是，由于涉及区块链技术，合同的履行更为复杂，因此必须对数字藏品的发行平台设置更高的准入门槛。
新京报见习 行海洋 沙雪良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