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产生于隋，确立于唐
所以唐宋两代通过科举考试，确实选拔出一大批贤官能吏。但从明代开始，科考内容由诗赋策论转向八股时文，读书人皓首穷经却只能“代圣贤立言”，使这个制度日趋僵化，逐渐成为压制与摧残人才的桎梏。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开明之士也认识到科举危害的严重，康熙就曾要废除八股改考策论，只是由于朝野保守势力太大，未能付诸实施。
隋唐以来的史志、奏疏等文献中，对科考的程序、内容、方法等都有详尽的记载。浩如烟海的文人笔记与专集中，也不乏作者耳闻目见与科考相关的琐闻轶事。而小说家、戏曲家们更可借多种艺术手段，将科举仕途中的人事反映得更加艺术化、审美化，更加多姿多彩，为后世读者复现了当年科考的生动场景。
《大唐新语》
唐代的科考与举荐相结合，《大唐新语》、《幽闲鼓吹》、《云溪友议》等多种文言小说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以王定保的《唐摭言》最为详细。这部作品广泛地描写了士子们对功名的渴望、在仕途上挣扎奋斗的艰辛以及给世风带来的影响。作品对举子裴度不慕金钱和郭元振急人之难的品德都进行了颂扬，可见当时的取士标准是注意德才兼备的。唐代科考试卷不密封，这就为举荐预留了空间，于是举子们“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以求知己”，千方百计巴结权贵，以求举荐，这在当时叫“行卷”。
《阿房宫赋》杜牧
《唐摭言》中记晚唐著名诗人杜牧以得意之作《阿房宫赋》向国子监博士吴武陵“行卷”，深得赏识。吴立即向主考官崔郾举荐，杜牧终得入选。事实证明，考试与举荐相结合，或许是较好的选官制度。到了宋代，实行严格的考卷糊名、弥封（指把试卷上填写姓名的地方折角或盖纸糊住，以防止舞弊）、誊录制度，全凭一考定乾坤，也仍然难以杜绝权贵的干预，大诗人陆游受制于秦桧，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不过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小说家们对方兴未艾的选官制度态度是友善的，甚至是赞颂的。
时至明清，随着八股取士的僵化和腐朽，小说家们对科举弊端的揭露逐渐上升为时代主题。有的写科考对世风人心的毒化，《西游补》第四回夸张地描写了科考放榜瞬间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众生相。有的揭露士子们的无知无行，《金瓶梅》中状元出身的蔡御史，竟分辨不清王羲之和王安石。有的描写考场昏暗无序，《女开科传》说：“要知那科场中，如买号、雇倩、传递、割卷、怀挟种种弊窦，难以悉举。”揭露官场受贿致使优汰劣胜的作品更多，《鼓掌绝尘》里的陈珍本是狗屁不懂的白丁，通过请人代考、花钱行贿等手段，先后得到秀才、举人的头衔，最后被愤怒的众童生剥下蓝衫、皂靴扭打。
清初的三大小说家又不约而同地用如椽大笔，掀起一个声讨科举的新高潮，蒲松龄对科举弊端造成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现象痛心疾首；吴敬梓发出了“一代文人有厄”的反科举宣言；曹雪芹则借贾宝玉之口，骂仕途经济的说教为“混账话”，唯恐避之不及。真是一个比一个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