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印度这个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邻国突然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的热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这个“千年老邻居”，中国人其实非常陌生，互联网上的信息更是真真假假，比如从十几年前就在公公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即没卵子的读书人也）口中不断传颂的“印度强于中国的N个领域”，随着十几年来不断被打脸，其中尤为被吹捧的印度制药业也在新冠疫情中衣衫破碎得丑态百出，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印度的软件业比中国强”来支撑门面。前不久，在头条营销号上还看到这样的印吹死挺（顺便说，在百度上搜“印度软件”，第一个弹出来的关联搜索居然是“印度软件世界第一”，天啊……）。OK，那就来掰持掰持印度的软件业到底是不是比中国强吧……
印度的软件业真的是世界第二吗？
在上述太监们的文章里，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印度的软件产值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二”。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否好意思看一下自己引用的数据——“2000年世界软件产值排名”？21年前的排名？？！
天啊，21年的时间，吃奶娃都成了孩子爹了，这样的数据还在用？？？
不如我们来看一下比较新的数据吧，我没有查到印度2020年的软件业产值数据，手里最新的是印度2017年的软件业产值，大约为2100亿美元左右，看起来不少吧？在印度年度GDP占比几乎10%，难怪软件业被称为印度的支柱产业。
然鹅，中国的软件业产值是多少呢？工信部运监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软件业产值约为8000多亿美元，2019年更是超过9000亿美元，有望在近几年内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软件业产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
这就是太监们口中的“世界第二软件强国”！
只有中国的不到1/4的行业产值！
仅一个中国软件业产值就几乎接近整个印度GDP的一半！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印度在软件出口方面确实强于中国，同样是2017年，印度软件产值中超过一半也就是1000多亿美元来自出口。而中国同期软件出口额只有600多亿美元。但这也反应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印度软件业的实际产能和中国的差距，可能比行业产值的差距更大，因为出口代工的单位价格要大大高于中国的“自产自销”。
这时候，我估计太监们又要跳出来了，“中国软件虽然规模大，但是水平低啊！
”，然后又要说操作系统如何如何，美国软件公司有多少印度CEO云云了。OK，我承认，中国的软件行业如果和第一的美国相比，还存在很多不足，但和印度比，与其说谁强谁弱，不如说两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产业发展道路。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产品各自有什么优势和不足。
印度软件行业的缺陷，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有产品无品牌，有工人无工程师”。
前一条很好理解，我们都知道印度的软件业规模很大，但有哪些知名软件是印度的呢？一个也想不起来，印度人手机上充斥着的是美国人、中国人做的APP。这是因为印度的软件业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产业，完全基于代加工。很熟悉低端制造代加工的我们一下子就能明白，代加工需要什么品牌？
这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印度的软件技术探索与研发，完全以生产为导向，甚少考虑前沿技术的研究，毕竟代加工需要什么创意和前沿研究？所以，虽然印度不缺乏流失到美国等国去的技术大拿，但很少听说印度本土公司在软件前沿技术上有什么发明创造。
而对比中国，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软件产品的薄弱点，往往集中在两个领域，也是经常被太监们拿出来对中国软件业说三道四的——
1、 带有垄断性质的软件，如操作系统，办公软件，开发软件等等；
2、 容易被盗版的收费软件，比如过去的单机游戏之类。
其实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对垄断性软件的市场挑战需要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为。如果说中国在这方面弱，那世界上本来除了美国也没什么强国（当然除了个别领域，比如飞机设计软件）。但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华为鸿蒙系统等在这一领域已经开始发起了挑战。而容易被盗版的收费软件，在中国长期的市场环境下，得不偿失，投入很可能打了水漂，但在市场逐渐规范化、中国人收入增长且知识产权意识不断强化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正在慢慢消失。
而非垄断性质的、无法盗版的、不能使用外国产品的，在这些软件领域上，中国不仅在迎头赶上，在很多领域甚至已经在和美国并驾齐驱。比如ERP之类的市场你看看还有什么外国产品？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早已公认只有“美国、中国，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不到前两个的零头。更不要说市场封闭的军用软件、金融软件等等。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自豪的说，在真正代表软件技术的前沿领域，只有美国是我们要追赶的对手，印度？
“有工人无工程师”，这一条如何理解呢？
印度的软件技术人员很有意思，在中国同业人员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不少产品经理看来，印度的软件人员牛人不少，搞起项目来头头是道，更是有一些技术大拿会参与技术红皮书的编制。而在基层的码农看来，印度的软件人员烂透了，号称“写出的代码除了自己谁都看不懂”。前一条，我们留着后面去说，先说后一条。
码农们的观感确实没错，印度的基层代码编制人员的水平，与印度作为软件大国的身份极不相称。举个例子，在很多互联网上的程序员比赛里，名列前茅的经常是美国人、中国人、俄国人、波兰人的名字，很少会看到印度人的名字。特别在算法大赛中，印度人的排名经常是不知道要翻到多少页后才能看到。而国内也有一些人参加过印度的程序员级别考试，相较国内同类考试来说，难度要低上不少。
这种现象，也是印度特有的外向型代工软件产业的产业性质决定的。作为大型代工产业链上的一个螺丝钉，印度软件业并不需要基层代码编制人员有什么创造性和多高的独立解决问题能力。就如同富士康生产线上的工人，装一台iPhone或许极为熟练，但手机坏了的时候，他的维修水平未必比得上小县城里的一个手机店老板。
当然，印度能在水平低下的基层人员的基础上，建立起世界最大的软件代工产业，有其自身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接着要谈到的，中国软件产业的不足——
中国软件需要一次工业革命与印度相比，中国软件业最明显的是缺少超大型的软件企业。印度软件业有所谓的“四大金刚”——TCS、Infosys、Wipro和Satyam，这四家企业的规模都超过一万人，年营业额达上百亿美元。中国并非没有如此规模的软件企业，如BAT、华为、联想等的规模都远超上述企业，但它们的主营业务并非软件生产，软件只是依附于硬件或互联网服务的支持技术。支撑中国软件行业的更多是规模在几十到几百人的中小型企业。
其次，中国的软件从业人员明显呈现出“两头大”的态势，中国有很多技术卓越甚至是世界级的顶级软件专家，中国更有众多技术出色独立解决问题能力强悍的基层码农。但与印度相比，很多中国软件技术人员明显感到，印度基层程序员的水平往往不怎么样，但印度软件企业的项目管理人员和中层专家却往往能力很强。也就是说，印度软件从业人员呈现的，是一种枣核型的能力分布。
造成上述两个差距的原因，本质上依然是中国和印度，因为不同的市场特点而在软件业发展上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首先说印度，印度软件行业的内需极为薄弱，所谓印度软件业走的是一条完美嵌入西方（主要是美国）软件产业链的大工业化代加工路线。在这样一个大工业化生产的体系中，独立创造性是不需要的（美国人使用印度码农的目的，绝不是希望他们成为印度的比尔盖茨或扎克伯格），基层工人的个人能力是不重要的，真正需要的，是系统化、规范化生产的能力，能够明确、高效、准时、低成本的完成产业链上游发布的加工任务。
所以，印度的软件行业，某种意义上就是码农的富士康，它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来自于创意和技术，而是来自于生产管理和成本控制。这就对印度软件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提出了极高的能力要求，并对基层代码编写人员的规范化生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据说印度软件行业的项目管理人员中很多都具有MBA文凭，这是中国软件行业不敢想象的。
反过来再看中国的软件产业，与印度截然相反，中国的软件产业出口占比只有印度的1/8，换句话说，中国的软件产业几乎完全立足于内需，包括解决技术壁垒下在前沿软件技术上与美国竞争的问题、解决大型企业内部软件需求的问题、为乙方需求进行定制化软件生产的问题等等。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认为，中国的软件产业并非一个真正完全独立的产业，而是依附并服务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信息化转型的支持产业。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中国的软件产业本质上是基于应用的、定制的、零散而带有不确定性的产业。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超大规模的手工业。用我当年曾经从事的音响行业来举例，印度的软件产业就像是当年中国的音箱产业：水平不高，产品不精，但规模大、成本低，在沃尔玛之类的跨国超商铺得遍地都是；中国的软件产业则像欧洲的音箱产业：技术强、产品精致，牌子响亮，但只是发烧圈自我消化的高端手工业，需要的是一次软件行业的工业革命。
两种不同体制下所产生的人才，也影响到在欧美大型高科技企业里华裔与印裔人才的发展——欧美头部高科技企业中，印裔的高管比例越来越多，华裔则全线溃败。很多分析人士给找出了各种原因，但其实这里面只有西方人对印裔的信任高于华裔是个核心因素，其他诸如英语水平（我真不觉得咖喱英语比中国985毕业生的英语强到哪儿去）、印度人抱团等等都不是主要因素。真正与信任同等重要的因素在于双方的能力结构不同——中国人向来讲究的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崇尚的大拿是专业技术高超、独立解决问题能力强的人才，中国顶尖理工类大学所走出欧美的人才更是如此；而在印度的软件业体制下，所需求和推崇的核心人才，是善于规划（说白了就是画饼）、善于领导（说白了就是抱团）、善于系统管理控制的人才，后者才是股价导向的现代欧美高科技企业中最需要的高管人员（别的不说，中国人不擅长而印度人天赋的画饼吹牛，这是美国高科技企业CEO必备的才华）。
中印软件产业各自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因为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印软件产业各自有各自的问题。中国软件业小规模生产遍地开花的格局，使得中国的软件行业实际成为一个血汗工厂激烈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35岁”的门槛也由此产生，最资深、最有经验的一批基层产业人员，缺乏转向管理岗的上升空间，往往只能投向客户企业靠吃老本做维护渡过职业下半场（这也是中国很多竞争激烈的技术性服务行业的共同特点），从而浪费了他们在行业内多年积累的服务经验与资源。而中层项目管理人员的薄弱，也使得中国的软件企业高度依赖于技术带头人的领导，一个技术大拿的离职往往就会给一家软件企业带来剧烈地震。所以，中国软件行业亟需产业升级，需要一次工业革命来向大工业生产转化。
而印度的问题，更严重。
印度软件产业内需孱弱、高度依赖外包出口，这使得印度的软件产业成为一个脱离印度产业经济内循环的独立王国。这导致两个结果——首先，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印度软件产业的用人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印度软件产业的总体平均用人成本实际明显高于中国），竞争力不断下降，而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化产业革命正在走向尾声，新一轮产业革命还看不到任何影子，软件行业的代工需求不会再有过去二十年的迅猛增长，实际上印度软件产业的增长在近几年已经呈现出颓势，出现了和之前中国低端加工制造业相似的局面。
其次，因为印度软件产业与经济内循环的割裂，所以印度软件产业的发达对印度制造业等其他产业品类的相互作用几乎不存在。部分中国人所认为的“印度软件业发达，所以印度XX上的软件不会差”其实不过是一种错误的臆想，这点在国之重器的印度军工产业中就有着鲜明的表现——你能想象俄印联合开发的“布拉莫斯”导弹各型号中，开发最坎坷的就是印度自行编写软件的对地攻击版吗？你更能想象印度为LCA战斗机开发的最先进的L-273主动相控阵雷达，其软件部分是外包给了以色列公司吗？如果不是自己搞不定，谁会把这么性命攸关的东西交给别人去搞？（雷达软件外包给别人，意味着相关的核心参数都对对方失密，甚至存在被对方植入后门的可能）
中国解决新形势下制造业发展问题的对策，是加强产业的内循环。而对于和产业内循环完全割裂的印度软件业来说，外需增长放缓之后，又该何去何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