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招标方的角度看，无论是业主单位还是作为总包方的建筑业企业，其最重要的决策指标就是投资成本，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哪个方案成本最低，哪个方案就是最优方案。
2、从价值链的另一端看，保证中标价格最大化又是投标方的目标，这样投招标双方将围绕价格的形成过程展开博弈，当某一投标方的某一报价水平符合招标方的预期成本时，这个报价将成为中标价。
3、决策主体的计税方法不同，其决策指标的含义也不同。对于没有抵扣需求的非经营型招标方而言，应以投标方的含税报价作为决策指标，无需进行价税分离；对于有抵扣需求的经营型招标方而言，应以投标方的不含税报价作为决策指标。
4、尽管增值税是价外税，不直接影响损益，但是选择不同计税方法将会影响纳税人现金流出的时间和结构，从而导致附加税费有所区别，也就是说，不同计税方法的报价，对一般纳税人的业主而言，还是会影响其损益水平。
5、例 长江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其开发的某项目不含税招标控制价为108元，该项目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附加税费率为12%。参与投标的环球建设公司和昆仑建设公司的报价分别为111元（一般计税）和103元（简易计税），均未超过长江公司的控制价，且不含税价均为100元，长江公司应当选择哪个中标？
假定，长江公司当期销项税额为A元，选择环球公司，意味着其当期纳税现金流出为（A-11）元；选择昆仑公司，意味着其当期纳税现金流出为（A-3）元。选择前者比后者节省当期纳税现金流出（A-3）-（A-11）=8元，节省附加税费8×12%=0.96元，利润和现金流量均增加0.96元。
也就是说，对于有抵扣需求的经营型业主而言，在招标时，不同的不含税价格应选择较低者，同样的不含税价格，应选择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税者。
6、需要注意，以上结论隐含的一个前提是，招标方当期或在不远的将来销项税额要足够大，如上例中的A至少要大于或等于11元。
如果招标方销项税额不够大，如上例中的A小于或等于3元，或者存在长期留抵现象，上述结论正好相反。
7、从另一个角度看，两个不同计税方法的投标方，针对同一个项目报价时，假定其不含税成本相同，期望利润率相同，那么它们的不含税报价不会相等，一定是简易计税的不含税报价要高于一般计税的不含税报价。
也就是说5中的案例，环球建设公司和昆仑建设公司的不含税报价均为100元的假定是不成立的。
8、假定，两公司的期望利润率均为10%，环球建设公司的报价构成为：不含税成本×（1+10%），昆仑建设公司的报价构成则为：（不含税成本+进项税额）×（1+10%）。
由于昆仑建设公司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沉淀为成本，从而导致其报价水平高于环球建设公司。
9、对招标方的启示：
一是，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含税报价并不一定比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含税报价低，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103元和111元不会同时出现，有可能是108元和111元同时出现。而108元对应的不含税成本108÷（1+3%）要大于111÷（1+11%）。
二是，如果真的碰到103元和111元同台竞技了，则说明111元报价者的期望利润率要高于103者，人家简易计税的成本高，不含税报价才100，你一般计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成本比他低，怎么也报100元？
招标方可以要求要求111元报价者让利，比如降为95×（1+11%），这样就可以既降低不含税投资成本，还会节省附加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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