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李约瑟之问”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科技？不知道有多少人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试想一下，当火箭在大气层翱翔时，站在地面上的我们能看到的却只有一颗火星。人类耗费巨资，数十年如一日地向太空发送一个又一个的卫星、飞船，去探索遥远的外太空，但和普通人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而这还只是科学研究的一个缩影而已。
或许有人会说科技发达可以让国家变得富强，人民安家乐业，也有人可能认为成百上千亿的投入是“无底洞”，得不到多少活动，是压在全社会身上的负担。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大力发展科技带来的头等好处就是可以释放大量的生产力，这也是科学变现的结果。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长期受限于科技发展，食物等资源并不充足，人均寿命（中国各朝代和平时期人均寿命基本在30多岁，战乱为20岁左右）和人口上限（明朝前低于2亿，清朝时达到巅峰4.4亿人）处于较低水平。
进入现代，得益于科技的长足进步，人们的生活有了质的改变，各种食物供应充足，医疗水平不断提升，在过去轻易能夺人性命的疾病，今天多数都能被治好。
工业革命后，西方凭借先发优势迅速和其他国家拉开差距，不仅凭借先进的武器掠夺了海量的财富，而且福荫子孙数百年，让这些地区的人们直到现在都过着全世界最高水平的生活。
因此，光从能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来看，就值得我们拼命发展科技。
就拿挖隧道“神器”盾构机来说，在过去，中国基建极其依赖于“洋盾构机“，1997年，我国需要打通秦岭隧道，而当地的自然条件非常的复杂，岩层也十分坚硬，施工难度极高，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不必要的事故，但由盾构机来施工，能大大降低危险。
可当时国内无法生产大型盾构机，于是向德国采购，德国人也是狮子大开口——两台盾构机七亿六千万，且维修费用为一天两万四，还只能用一次。
盾构机构由三万多个、来自不同多个国家生产的精密零部件组成，研发是更是涵盖了机械力学、液压电器等数十个科研学科。我们虽是出钱的一方，但受限于技术上被“卡脖子”，市场地位完全不对等，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花天价买下这两台“一次性”产品。
痛定思痛，我国在2002年将盾构关键技术研制纳入“863计划”，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科研攻关。
2008年4月，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盾构机——“中铁1号”横空出世，正式打破盾构机技术被国外长期垄断的局面。
2012年，成都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开工，施工单位同样面临十分复杂的地质环境，但这次在盾构机的选择上变多了起来，因为开建的正好是两条地铁，于是决定一条由的盾构机开挖，另一条则使用德国的盾构机。10个月后，经过全面对比，国产盾构机在各项指标上都优于德国产品，自此被市场接受并走向全球。
如今，中国盾构机技术已经做到了世界领先，世界市场份额占到了三分之二，受到中国盾构机的冲击下，国际盾构机市场价格也被迫大幅下降，普通型号降到2500万一台，贵的也就在5000万左右，与原来动辄数亿的价格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正如艾跃进教授所说的那样：“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科技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实力的象征。
血淋淋的近代史深刻地告诉了我们：国家落后就一定会挨打。哪怕现在没有，也只是因为别人还不想打你而已。
2018年4月9日，联合国大会，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巴沙尔·贾法里，正在为自己饱受战火摧残的祖国和西方列强据理力争：
“你们说是代表国际社会惩罚叙利亚，请问是哪个国际社会？这个国际社会是全人类，还是你们西方国家，你们凭什么能代表国际？”
外交界有名言：“军队拿不到的东西，外交官绝对无法用嘴拿到。国家积弱，纵使贾法里能言善辩，这位身高超过一米九的阿拉伯硬汉却无法改变现实，几天后，美英法联军还是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而他却只能留给全世界一张无比落寞的背影照片。
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对此都不会陌生，贾法里像极了坐在《马关条约》谈判桌上的李鸿章、站在巴黎和会讲台上的顾维钧，为了国家利益他们不愿后退半步，但他们想保护的国家却无法成为外交官坚实的后盾。
哪怕在近几十年，我们仍不时在为过去科技落后欠下的“债”买单，“银河号”事件、96年台海危机、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如果没有国防技术的飞速发展，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过去打在脸上的巴掌，今天乃至未来还会打过来。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大大缩短了和科技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我们也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短板所在：
1.我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智能手机用户，但我们用的手机操作系统基本被苹果iOS和谷歌安卓占据，手机芯片也大大依赖于进口，根据海关统计的数据，2022上半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2797亿块，价值约1.35万亿人民币，增长达5%以上，占我国上半年商品进口总量的15%，中国进口芯片的金额已经连续多年超过石油，是我国进口中占比最大的品类；
2.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计算机工程师，却没有在编程语言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由中国开发并广泛应用于全球互联网的标准、开源框架、协议等也乏善可陈；
3.我国是全球拥有联合国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唯一国家，但在工业设计软件、智能制造、高端数控机床、高精度仪器等工业基础设备上严重依赖于进口；
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国家，但我国90%的种子都依靠进口，青花菜、胡萝卜、洋葱、玉米、土豆等蔬菜种子大部分依靠德国拜耳、美国孟山都等国外农业巨头，全球十大种业公司，中国只有先正达和隆平高科，前者还是收购来的；
5.我国是全球猪肉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但种猪超过90%是从美国、丹麦、法国进口的，而种鸡、种牛、种鸭很多也都依赖进口；
6.全球最大的药品消费国是中国，但我国的创新药产业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全球十大制药巨头里没有一家中国公司；
7.我们拥有全球前十的两家乳业公司蒙牛和伊利，但牛奶包装的纸盒子极大比例被瑞典的利乐公司所占，其吞掉了中国乳品企业近75%的利润。
而这些，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再来说说近几年最受关注的光刻机。英特尔光刻部门主管 Sam Sivakumar曾说过这样的话：
“高端光刻机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技术，就技术上的复杂程度而言，它可能等同于曼哈顿计划。”
网上有很多人说，中国当年一穷二白的时候都能造出原子弹都，现在国富民强难道还造不出一台光刻机？
就目前来看，电子产品所需5nm及以下的先进制程芯片只能通过荷兰ASML公司的EUV光刻机来制造，而这一样一台重量超过180吨、价值1.5亿美金的机器，由超过十万个零件、三千多根电缆、四万多个螺栓组成，运输需要40多个集装箱才能装下，调试时间在一年以上。
组成光刻机的零件由超过5000家、不同国家的供应商提供，荷兰和英国约占32%，美国27%，德国14%，日本27%。
事实很残酷，制造光刻机的难度在某种意义上比造原子弹还要大，在短时间内实现重大突破的可能几乎为零。
突破的难点主要是集中于各种壁垒：专利壁垒、产业链壁垒以及时间壁垒。它们就像一堵堵坚不可摧的“城墙”，并非仅靠简单的短期资金和技术投入就能快速突破的，中国的硬科技之路任重道远。它是一个不断积累、循序渐进的技术结晶。
与此同时，不同于互联网烧钱式项目一年半载出结果，像积累型技术产业的回报周期要远长于其他应用型行业，像台积电成立于1987年，荷兰ASML是1984年，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投入才让它们坐上了芯片产业链中的“王者”宝座，而我们今天很多互联网公司的成果还只是应用层和商业模式上的领先。
资本是坐不住“冷板凳”的，中国资本更是疯狂追逐“热钱”，根据Pitchbook的数据显示，中国VC（风险投资）项目持有期平均只有3.3年左右，而美国的VC则是8.2年。
拉美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曾提出“中心-外围”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来形容过去世界的全球化分工：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国际产业的“中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是“外围”，“中心”国家掌握产业链的高端核心部分，“外围”国家负责产业链低端生产环节，二者通过国际贸易往来获得相应利益。
作为曾经的“外围”国家，在面临全球化背景下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扩散形势时，我们正确地开发了国内庞大的劳动人口资源并引进国外技术，融入全球分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定位，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原始积累。
如今，中国的角色已经逐步变为亚洲乃至亚太地区内的“中心”国家，而要想在全球产业链上争取更高的战略地位，不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当旁观者，中国除了硬啃高端技术外，绝无第二条路可走。
所以，发展科技不能算短期账，眼光要放长远，得失要以十年乃至百年计，问题的关键不仅是钱，还有坐冷板凳的耐力，花钱花时间去干，只要在不断前进，总有一天能实现目标。
不遗余力地发展科技，怎么算都不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