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前，Uber的高管们坐在旧金山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试图说服其首席执行官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说这家公司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他自己。那时候投资者还没有起诉Uber，联邦政府还没有开始对Uber展开调查，而Uber也还没有发生大规模辞职的情况，“Uber”这个词的内涵，也还没有从“全世界最有价值初创企业”变成“全世界最不正常的初创企业”。
这些高管手上拿到了一份东西，一项调查的结果。这份东西对Uber Technologies来说不同寻常。卡兰尼克靠直觉来行事，他很固执，更看重大家应该如何感受，而不是做事的方式。Uber的新总裁Jeff Jones（Target的前首席营销官）想了解其中更多实质性的东西。调查结论被打印出来，挂到墙上。结果表明，对Uber和给大家带来便利的打车app，约一半受访者持正面印象。但如果受访者了解了卡兰尼克的情况，知道他对职场传统和当地交通法规有着根深蒂固的藐视的话，Uber绝对会给他们留下负面的印象。
就像以往一样，讨论引起了争执。Jones和他的副手认为，Uber的乘客和司机将这家公司看成由一群贪婪、自私的混蛋组成。而卡兰尼克一如既往地反驳称，这家公司出问题的是公关，而不是文化。
讨论中一位高管离开会场去接一个电话。1分钟后，她再次出现把卡兰尼克叫了出去。另一位高管也加入了他们。三人弓着身子，观看笔记本上一段刚刚由彭博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的是一个画质比较粗糙的行车记录仪的黑白录像。里面记录了在举行超级碗的那个周末，卡兰尼克坐在一辆UberBlack的后座，跟司机面红耳赤地争论着资费方面的问题。
那司机叫Fawzi Kamel。从镜头中可以听到卡兰尼克在对着Kamel吼：“有的人不愿承担自己的责任！
他们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归咎于别人！
”
看完片子后，三人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卡兰尼克似乎明白自己的行为需要某种形式的悔悟。据当时在场的一个人的说法，他真的是双膝都跪了下来，双手伏地，开始在地板上坐卧不安，口中喃喃自语道：“这太糟糕了，我太可怕了。”
然后，在懊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站了起来，打电话给一位董事会成员，要求对方制订一项新的公关策略，开始在这出网络泡沫以来最扣人心弦的创业戏剧中扮演了一年的恶棍角色。恶棍的结局是罪有应得，不过这个故事直到现在都没有被完整地讲述过。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出戏要从特朗普开始说起。2017年1月27日，这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颁布行政命令，对来自7个穆斯林国家的人实施入境限制。群众怒火中烧，大家纷纷涌上街头；硅谷的高科技工作者也走出办公室，进行象征性的抗议。在纽约，一个名叫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的小工会宣布，周六晚上下午6点到7点期间将不会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提供的士服务。
对于Uber来说，这件事会给它在机场创造更多的需求，同时也意味着它可以高价收费——但这样可能会引起抵制。之前这家公司在让“峰时定价”发挥作用时就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所以在纽约的经理决定要做个好公民，暂停当晚的峰时定价。
但这样仍然遭遇了强烈抵制。这些年来因为Uber出现的一些负面事件，比如暗中监视乘客，在旧金山进行可疑的无人驾驶汽车试验，首席执行官吹嘘自己的性征服力等（仅举几例），公众已经倾向于相信Uber最糟糕的一面。如果说这次公司不想哄抬物价的话，它的动机也许是想破坏肯尼迪机场的罢工行动。于是Twitter上冒出了一个新的标签：#deleteuber。用户删除了成千上万的相关帐户。给自己贴上反Uber标签的竞争对手Lyft趁机给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捐赠了100万美元。
而卡兰尼克决定加入特朗普的商业顾问委员会更是火上浇油。卡兰尼克认为，自己加入这个委员会不是给总统背书，他只想在里面某得一个席位，就像马斯克（Elon Musk）、IBM的Ginni Rometty、迪斯尼的Bob Iger一样。但他的用意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来自乘客和司机的指责开始变本加厉，卡兰尼克花了几天的时间跟他的高管谈论该怎么办。他们在考虑他是否应该出席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试图找一些反对和离开的借口。据熟悉那次讨论的人士透露，他甚至还想过要穿抗议T恤去出席委员会会议。
最终，卡兰尼克决定整件事情不值得费神，他的助理为他拨通了电话，好让他可以礼貌地对特朗普说不。卡兰尼克在约定的时间以惯常的节奏踱步离开了他的办公桌。白宫的第一个电话先是打到卡兰尼克的语音信箱。然后来了第二个电话，这次电话那头是特朗普，卡兰尼克走进玻璃隔墙的会议室说出了自己的决定。谈话显然是按照预期进行的。卡兰尼克出来告诉同事说，总统情绪“非常平静”。
任何时候你走进Uber都会看到有一半T恤都是Uber T恤，一夜之间它们全都不见了。
2月中旬，一名叫做Susan Fowler的工程师写了一篇博客，标题叫做《反思在Uber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年》，里面谈到了她在公司时目睹的各种性骚扰问题。那篇文章引起了大众爆炸性的反应，卡兰尼克被迫聘请了前司法部长、Covington & Burling合伙人Eric Holder Jr.出面领导对Fowler的指控进行调查。Holder在展开调查时告诉彭博：“我们将不遗余力。公司有机会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但是打击仍然接踵而至。先是臭名卓著的行车记录仪镜头被曝光；几周之后，《纽约时报》又曝光了Uber一项名为Greyball的秘密技术，这是公司开发来找出违反公司合约条款的乘客，然后拒绝提供服务的。一些城市或国家的Uber经理用Greyball来避免搭载的士巡视员等执法官员，以防后者给司机开罚单或者取缔该服务。
这一切危机均指向一个共同因素，那就是卡拉尼克昂扬的斗志。在会议中，他事儿给员工、投资者和董事会留下深刻印象，时而又会疏远他们。慢慢地，他把很多朋友都变成了有故事要讲的敌人。被派进行这次公开调查的总裁Jones，在接手工作6个月后，就在3月份因“领导理念和方法不同”而辞职了。在跟Uber董事会成员进行的离职面谈中，他把原因说得更加具体，对卡兰尼克散弹枪式的管理风格以及不愿意倾听的做法予以严厉批评。Jones要离开公司的想法似乎已经不顾一切，以至于连辞职补贴都不愿多谈，这大概让他损失了几百万美元。
Google本来也应该是Uber的盟友。这家公司在2013年对Uber进行了投资，4年后其手上的股权已经价值数十亿美元。但这两家公司后来开始看起来更像是竞争对手，因为双方都在竞相开发无人车。不过在Uber以超过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无人卡车初创企业Otto之后，这场本该保持友好的竞争开始不可挽回地变味了。Otto大多数的核心员工都是前Google员工，由性急的联合创始人Anthony Levandowski领导。Google联合创始人Larry Page本来就讨厌卡兰尼克，现在更是怒火中烧。
去年2月，Google提起诉讼，指控Uber窃取了自己的商业机密。这些指控对Uber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最罪责难逃的是，在离开Google创办Otto之前，Levandowski曾经下载了14000份Google文件。
如果卡兰尼克愿意倾听资深高管的建议的话，预计很快进入庭审阶段的这场诉讼案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据熟悉讨论内幕的两位人士透露，Uber法律顾问Salle Yoo对这桩案子也表达了强烈的保留意见，按照她的作风通常都是不想挑战自己老板的。卡兰尼克的副手，首席商务官Emil Michael也不愿沾手这桩交易——他认为其中的财务意义并不大，而且还存在引起Google强烈反对的风险。
与此同时，受聘对Otto进行尽职调查的私家调查了解到，Levandowski拿到了Google 5块盘的数据，里面涉及Google的无人车项目及其他一些信息，包括“源代码、设计文件、激光资料、工程文档以及与Google无人车相关的软件”。（Levandowski称自己已经销毁了那些磁盘，但调查员无法证实这一点。而Uber则称自己的无人车技术并没有借鉴Google的，也从来没拿过Google的文件。）
声称自己从未读过调查员报告的卡兰尼克还是不管不顾，继续推进这一交易。他还同意会保护Levandowski不受Google发起的法律攻击。卡兰尼克这是在把巨大的赌注押在喜欢快速行动，不拘一格做事的人（哪怕是按照硅谷古怪的工程师的标准来衡量）身上。
然后，在Google发起诉讼后，Levandowski告诉法庭自己可能会援引第五修正案对自我认罪的保护。这样他将不再为该公司进行辩护，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公司的危险境地。Uber的法律总顾问Yoo当时正在旅游，她跟卡兰尼克进行视频会议之后，要求Uber要么让Levandowski休假，要么解雇他。Yoo的副手，盯住这个案子的Angela Padilla同意了。卡兰尼克则坚持要公司与Levandowski同进退——因为Kalanick的这位“异母兄弟”（Kalanick的描述）最终将被证明是无罪的。
这就像一颗在公司内部爆炸的炸弹一样
到了春季的时候，公众对卡兰尼克的强烈抗议声在公司的调查已经表现得一清二楚。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让受访者回答对特定商业领袖的看法，在所有技术CEO里面他是最后的一个，排名仅仅高于高盛集团和富国银行的CEO。员工的士气也跟CEO的名声一起下跌。一位高管表示：“直到2017年以前，任何一天只要你走进Uber都会看到有一半的T恤是Uber T恤。但它们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大家都不想穿Uber的东西。”
Kalanick不能也不愿纠正自己。如果说他有任何改变的话，那就是他的判断力开始恶化。他决定自己应该私下向Kamel，那位视频中被他责难的司机表示道歉。他的计划很简单：在某个中立的、不构成威胁的地方跟Kamel见面，用5分钟的时间开开玩笑、说声对不起然后走人。
会面持续了1个多小时，因为卡兰尼克说着说着又跟Kamel就Uber的定价策略吵起来。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到最后Kalanick提议给这位司机一笔Uber的股票。
屋内跟卡兰尼克和Kamel坐在一起的是负责Uber在旧金山业务的Wayne Ting。在后来在员工和主管间流传的一封电子邮件中，Ting表示自己对所看到的事情深感不安。他告诉大家，他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来寻求道德方面的建议。他担心用Uber自己的股票支付给司机这件事在财务上是不负责任的——难道Uber会对所有感觉受到虐待的司机都予以补偿吗？对于Ting来说，这件事情散发着缺乏自制力的恶臭。Ting在那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卡兰尼克 “不再具备领导Uber的人品”。据知情人士透露，在Uber的律师坚持说公司不会付钱给Kamel帮卡拉尼克解决他的个人丑闻之后，卡兰尼克同意自掏腰包20万美元。卡兰尼克的一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会谈以积极的方式结束，Travis对Kamel先生的开放与宽容表示赞赏。”
去年3月份，科技出版物《Information》公布了一份报告，里面披露了2014年卡兰尼克和其他一些Uber高管曾经到首尔一家卡拉OK酒吧去玩。卡兰尼克当时的女朋友Gabi Holzwarth也跟着一起去了，她告诉《Information》说那酒吧是有“三陪”的，每一位女性身上都有一块数字标签，好让客户挑选起来可以更加容易。（Holzwarth说她和Kalanick一个小时后就离开了酒吧。）
据称Uber高管一起到首尔的一家“卡拉OK”酒吧去消遣
去年6月，据彭博和科技博客Recode发布，Uber亚太区总裁Eric Alexander拿到了一份机密的病历档案，这份档案的主人是2014年12月一起可怕的强奸案的受害者，一名26岁的乘客被德里的一位Uber司机强奸了。Alexander、卡兰尼克等高管一起讨论这件事，他们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理论——这起强奸案可能是Uber在印度的主要竞争对手Ola设的一个局。Alexander通过发言人拒绝对此置评。
亚洲尤其是印度的事情被披露后，在Uber内部引发的震动跟外部一样强烈。一位资深高管说：“这就好像一颗在内部爆炸的炸弹”。这则故事被披露后，很多员工都呆在家里不出来了。大家有种感觉，这家公司已经在歧途上走得太远了。
不久之后，Uber ELT（执行领导团队，Executive Leadership Team）的6位成员给董事会发送了一份秘密信件。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封信要求任命一位独立的董事会主席，在最高层面上对公司负起责任。他们恳请董事会解雇Alexander当时的老板Emil Michael，后者也是卡兰尼克关系最亲密的副手，并且要求董事会强迫卡兰尼克至少要休假3个月。
这些年来，卡兰尼克都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来跟Bill Gurley（他最早的支持者，Uber董事会成员）打交道。卡兰尼克告诉同事，他只需要不理会Gurley打过来的电话，然后Gurley的电话就不会那么频繁了。
风投机构Benchmark的合伙人Gurley似乎从来都没有受到这种置之不理的做法太多的困扰。这位身材瘦长和蔼可亲的德州人经常会在会议和电视上露面，给Uber做宣传并且赞扬其CEO的创业能力。2016年，作为接受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35亿美元投资的一部分，他跟其他Uber董事会成员一道将更多的控制权交给了卡兰尼克。
随着2017年时间的慢慢流逝，卡兰尼克变得比以往更加不愿开口。他经常缺席或者取消领导团队会议，也没有履行他在一封公开信中的声明，要招聘“一位首席运营官：一位可以跟我一起合作，书写我们旅程下一篇章的同行”。去年3月，经过多年的尝试之后，Gurley终于被委任来领导公司的审计委员会，从中他了解到，Uber帮助司机购车筹措资金的次贷汽车租赁部门亏损非常严重。
以前是拉拉队长，为Uber鼓与呼的Gurley变得焦虑，接着变得恐惧。Benchmark手上握有的Uber股权价值好几十亿美元呢，会不会被腰斩呢？会不会变得一文不值？大家会不会到头来对簿公堂？Benchmark的人担心Uber的情况正在影响Gurley的健康。
Gurley和他的合伙人拒绝谈论在Uber的那些争端，也不愿透露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不过在跟同事的交谈中，Gurley表达了对卡兰尼克在处置Google法律诉讼案的沮丧，并且对Kalanick 在自身顾问敦促的情况下也不愿炒掉Levandowski表示费解。去年5月，作为逐步争取对Uber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Gurley和私募股权机构TPG的联合创始人David Bonderman一起草拟了一份决议，要授权董事会解雇Levandowski。卡兰尼克最终屈服了，5月底，Levandowski被解雇。
到了六位高管联名写信给董事会敦促让Kalanick强行休假时，Gurley已经准备好要考虑这个问题。6月11日，星期天，董事会在Holder的律师事务所，Covington＆Burling洛杉矶办事处举行会议。他们审议了Holder的报告，该报告不仅详细描述了公司发生的一系列性骚扰事件，还提到了Uber不守法的企业文化，体系性地将遵守规则视同为官僚主义和失败。董事会投票通过了Holder提出的47条建议，包括重写Uber荒谬的兄弟义气式的文化价值观（“不怕得罪人toe stepping”，“永远奔忙always be hustlin”），限制公司活动中对酒精的消费，并且为员工建立一个匿名的投诉流程等。
讨论没有涉及到让Kalanick辞职的事情，但董事会同意让这位CEO暂时休假一段时间，这也是他自己的主张。Kalanick刚刚经历了一次家庭惨剧的悲痛——在加州Fresno的一起游艇事故中，他的母亲Bonnie丧生，父亲也严重受伤。在事故后，Kalanick一直都说自己将接受休假的要求，这既是为了哀悼，也是作为结束媒体风暴的手段。
2天之后，媒体创业家，同时也是卡兰尼克在董事会最坚定的盟友Arianna Huffington在Uber位于旧金山Market Street的总部大楼召开了一次全员大会，在会上宣布了董事会的建议以及Kalanick将休假的消息。一个由16位高管组成的委员会将负责公司运营，并且将进行一轮修复企业形象的改变，比如给Uber增加一项已被争论很久的小费功能，并且对整个司机支持业务进行更新。
Kalanick既没有出席全员大会，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也没有来办公室。但是员工和董事会成员从未感受到他的不存在。据许多内幕人士透露，Kalanick不断地开电话会，还自己审核内部数据，并且招聘候选人填补执行团队空缺。Gurley还从几位主要投资者那里收到消息，Uber的财务团队在悄悄地传话说Kalanick还在掌控大局。
即便是在卡兰尼克看似缺席的高层讨论中，一些高管和董事会成员也怀疑Huffington在充当他的代理人。《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是Uber办公室的熟面孔，提出的建议似乎是为了推销她做健康服务的新公司Thrive Global Holdings LLC。比方说，她想在司机中心放置“小憩舱”，为司机提供冥想腕带。为此Huffington的公司收到了Uber 5万美元的咨询费。这种被认为是假公济私的行为在公司内部大家并不认同。据熟悉内幕的一位人士透露，后来她把这笔钱退了回来。Huffington的一位发言人说，Thrive提供服务是有代价的，而Huffington退还费用是因为需要她在Uber担负起更加积极的角色。
创始人在硅谷享受崇高的地位。苹果一度曾解雇过乔布斯，后来他又重返并且领导这家公司走向历史性的伟大。从此解雇一位成功的创始人就被视为是大忌。Benchmark的做法很硅谷：要么100%支持CEO，要么全力反对。没有折衷。
在Kalanick休假几天后，在公司位于加州Woodside的办公室举行的一场会议上，Gurley和他的合伙人终于做出一个决定：Kalanick必须走，而且再也不要回来。他们悄悄地接触了其他的投资者——First Round Capital、Menlo Ventures、Fidelity Investments、Lowercase Capital——这些机构各自也都相应召开了自己的合作伙伴会议。这5家联名写信恳请Kalanick辞职。
去年6月20日，Benchmark派出Matt Cohler与Peter Fenton2位合伙人去到芝加哥找卡兰尼克，当时后者正在对前全食超市的联合CEO Walter Robb进行面试以填补COO的空缺。两位风投家带着题为《让Uber继续前进》的信在丽嘉酒店出现让Kalanick大吃一惊。信件列举了他许多条导致公司陷入法律危机的领导失策罪状，同时要求他辞掉CEO并放弃自己控制的董事席位。
Uber就是Uber，一切都不按套路出牌
Benchmark把这封信看作是一个下马威。这家机构和其他投资者拿到的Uber投票权总共只有40%——这个数字是不足以迫使他辞职的。但它还有其他可以利用的东西。Cohler和Fenton告诉Kalanick，还有几个小时他们才会宣读这份声明，而且说如果他辞职的话，他们会告诉全世界他是自愿退出（而不是被迫下台的）。
卡兰尼克在恐慌中度过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一边征询Robb的意见，一边召集盟友、律师和投资者。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Huffington打电话给Kalanick督促他退位。两人一致认为这封信是欺诈诉讼的第一步，同时还可能是一场激烈的控制权争夺战的开始，而这会进一步损害他帮助建立的这家公司。
Kalanick后来告诉自己的朋友，经过了“5个月的连续打击之后”，他已经没了再打一场的精力。两位Benchmark合伙人以及Gurley本来以为他同意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但出乎他们的意料，Kalanick在芝加哥丽嘉酒店签字同意了他们备好的文书。
不过Uber就是Uber，一切都不按套路出牌。《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详细的故事发布卡兰尼克辞职一事，这令卡兰尼克大发雷霆。他以为本该是一次优雅的离开现在看起来就像是自己被Benchmark管理层驱逐了。
所以卡兰尼克也反悔了，他再也不愿放弃自己以及另外两个他控制的董事会席位。他还开始打电话给Uber的早期员工，询问如果他要求股东投票的话是否能得到他们的支持。8月10日，Benchmark的 Cohler开始联系在非洲旅行的董事会成员，提醒他们Benchmark正在特拉华法院起诉卡兰尼克，指控他欺诈并违反了自己的信托责任。几天后，一群忠于卡兰尼克的投资人提交了一份支持他、反对Benchmark的非当事人意见陈述。（卡兰尼克已经否认了Benchmark的指控。Benchmark同意在跟软银的交易通过之后放弃诉讼。卡兰尼克计划在这次交易中卖掉自己所持1/3的股份。）
这位前CEO非常迷一款手机益智游戏。
尽管卡兰尼克不再来办公室，但他仍设法置身于公司的事务之中。他在为自己选出来的继任者，前GE CEO Jeffrey Immelt进行游说。对此Uber的董事并不同意——他们怀疑Kalanick从Immelt那里得到了担保，后者同意只干两年，然后为他的乔布斯式的回归铺平道路。Kalanick还飞到西雅图面试了投资者TPG推荐的外卡候选人：Expedia 的CEO Dara Khosrowshahi，后者后来对朋友表达了自己的惊讶，这肯定让人感觉卡兰尼克还在管事。
的确，卡兰尼克在公司内部还有一些不愠不火地支持。但他的做饭甚至惹恼了维护他的人。他还每天给主管打电话，询问有关公司的细节信息。更糟的是，他还命令安保搜查一名员工的电子邮件，看看那个人是不是泄露了有破坏性的内幕故事。16人的管理团队受不了了，于是给Uber董事会写信（显然是指向Kalanick），要求他们避免接触员工或者干涉公司的事务。Kalanick精心选出来的高管团队也背叛了他。
不管怎样，Uber在磕磕绊绊中最后聘用了Khosrowshahi，后者以一份考虑周到的PPT给董事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张片子写道，“一次只能有一位CEO”。Khosrowshahi身上具备了Kalanick所没有或做不到的东西：谦逊，做一名好的倾听者，还有外交手腕。他的说法跟Kalanick的口头禅正好相反：“我们没有公关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表现很糟。”去年9月，当伦敦撤销了Uber的经营执照时，Khosrowshahi去那里拜访了的士监管当局，并且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写道：“我代表Uber全体表示道歉。我们将代表数百万伦敦人对这一决定提出申诉，但我们也承认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找到资本注入（比如软银领导的财团最近对Uber的投资）、削减公司的烧钱率（2017年的亏损：40亿美元）、解决其中一些法律问题（过去2年的律师费：估计达5亿美元），然后向2019年的IPO进军将是Khosrowshahi的责任。
卡兰尼克曾私下告诉别人，他认为道歉之旅是个错误。但他的意见已经不再重要——Uber的新COO Barney Harford说他在受聘过程中并没有见到卡兰尼克。跟软银的交易将让卡兰尼克成为亿万富翁。朋友说他正在设法让自己忙起来。他开了个家庭办公室并跟他父亲在洛杉矶呆在一起，而且他在单机手机益智游戏《2048》的表现非常不错。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